“莎拉说他想秘密见面。他不希望告诉别人。”
“什么意思？”
莫顿突然站起来向驾驶舱走去时，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我想了解一点那个电子玩意儿。”他说。
“我会见他的，”莫顿说道。“但你觉得他为什么想见我？”
“有你的支持太好了，尼克。”莫顿把手放在德雷克肩上，说道。
“没有。”埃文斯说。
乘务员把伏特加酒倒进莫顿的大刻花玻璃杯里。
“我担心。”
“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在一起。真的。”
莫顿回来了。“飞行员说现在没问题了。”他独自坐在前机舱，伸手去取耳机。然后拉上滑动门，以免打扰。
“你知道，”德雷克说，“离我们在旧金山为他举行的宴会只有五个星期了。这是我们本年度最大的筹款活动，会产生巨大的宣传效果，也将有助于气候突变研讨会的召开。”
因此，他打电话的内容可能是这些工程中的任何一个。
滑动门在他身后关上。
莫顿啜了一口伏特加，点了点头：“这么说来，冰岛有点反常？”
“上面只说休假。”
埃文斯说：“他在温哥华？”
埃文斯转向他座位旁的手提电脑，敏捷地打开电脑。电脑是卫星联网的。他开始敲打键盘。
“不知道，”埃文斯说，“对不起。他与环保有什么关系吗？”
“管他是谁呢。”莫顿说。
“只要……密切注意他。”
“好的。当然。”
“对，”莫顿说，“也许你应该参加。”
“啊哈。”埃文斯说。
“我希望宣传的重点集中在环保问题上，而非别的什么问题上。什么人性化的问题啊，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
“现年三十九岁。二十岁时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土木工程博士学位。在尼泊尔完成有关土壤浸蚀方面的论文，差一点选入奥林匹克滑雪队。哈佛法学院法学博士毕业后，在政府机构中工作了四年，内政部的政策分析员。他是政府间协商委员会的科学顾问。爱好爬山；据报道已死于尼泊尔的那耶可汗山峰，但实际上没有。准备爬那座山的第二峰时，由于天气原因只好打道回府。”
“噢，没有。我只跟你说，是因为你很多时间都跟他在一起。”
当然，德雷克参加了那些活动，但总是早早地就离开了。有时候在晚饭前就离开了。借口常常是病了——不是他自己病了，就是他朋友病了。事实上，德雷克是一个孤独的禁欲主义者，厌恶一切聚会和嘈杂场所。即使他站在讲台上演讲，传达的也是一种孤独的气氛，好像在这间屋子里只有他独自一人。因为他是德雷克，他能将这种氛围为自己所用，他竭力传达这样一个暗示，即，他是荒原上一个孤独的使者，他传递的真理，正是听众们需要的。
“我不知道，但……”埃文斯计算着日期。
“未免太晚了吧？”
“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没有。”
他很快就找到了一张相貌端正的男人的照片，这个男人有一头过早灰白的头发，戴一副厚重的角质架眼镜。还有一个简单的介绍。
“为什么，”
“我想他不会让你们难堪的，尼克。”
彼得站起来，向前走去。
“这是她的工作。她薪水很高，坐下吧。”埃文斯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你听说过安情局吗？”
尽管两人的脾性不同，但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持续了将近十年。莫顿继承了一家叉车厂的财产，但他对这笔继承下来的财富有一种天生的不安。德雷克倒是很好地利用了那笔财富，他也让莫顿拥有了一份激情，一份事业，这份激情和事业激活了莫顿的生恬，为他的生活指明了方向。莫顿的名字出现在奥特朋协会、野生环境协会、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山峦协会等顾问委员会名单上。他是绿色和平与环境行动联盟的主要赞助人。
“言语对你来说从来不是问题。”莫顿说道，拍了拍他的背。
“过去两年都在休假？”莫顿走过来，从埃文斯的肩上看过去。“我不喜欢这样，这个家伙在麻省理工青云直上，然后就休假，一去不复返。你觉得他陷入了麻烦吗？”
科内尔教授二十岁时获得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原本应花三年而他只花了两年就获得了哈佛的法学学位。二十八岁时，当上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
“我也这么认为。看来他对登山是认真的。不管怎么说，他后来去了麻省理工学院，我要说他的晋升速度是惊人的。１９９３年晋升副教授，１９９５年任麻省理工学院风险分析中心主任。１９９６年成为威廉·哈丁教授。先后担任美国环保署、内政部、国防部和尼泊尔政府顾问。只有天知道还有谁有同样的经历。好像还担任很多机构的顾问。２００２年以后离开教员职位休假。”
“行了，行了，因为他聪明。”莫顿说道，“我仍然想知道他为什么休假。他为什么在温哥华。”
“他想见我。”
“我不担心。”埃文斯说。
他们的举止行为也完全相反。莫顿喜欢周围的人越多越好，喜欢太吃大喝，喜欢放声大笑。他喜欢漂亮女孩儿、老式越野车、亚洲艺术和恶作剧。他举办的晚会把绝大部分好莱坞大腕吸引到他在霍尔姆比山的豪宅里来；他组织的慈善活动总是非常特别，总是在第二天见诸报端。
“不，”莫顿说，猛地甩了一下拇指，“他特别不想让德雷克知道。”
自从飞机起飞以后，他们一直受到太阳耀斑的影响，太阳耀斑使卫星电话要么不稳定，要么根本无法使用。飞行员说，到极地以后这种影响会更大，但向南飞之后很快就会消失。
他们正向西飞行。此时正飞临格陵兰上空，在他们下面苍白的阳光里格陵兰岛是一大片苍茫的冰天雪地，阴云密布。
“噢，是的，”德雷克说。“反常，在其他地方，冰川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
下午１时０４分
莎拉·琼斯是他在洛杉矶的助手。
“听说过约翰·科内尔吗？
莫顿说道：“埃文斯先生？请来一下。”
埃文斯说：“难道这个话题你没有跟乔治谈过吗？”
莫顿和德雷克坐在一起，谈论着格陵兰的冰帽会怎样融化，北极冰雪会以怎样的速度融化，加拿大的冰川正在缩小。
德雷克笑了笑。“应该是你的支持，乔治，”他说。“没有你的慷慨支持，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是你让瓦努图诉讼成为可能，它将产生的宣传作用是极为重要的。至于你其他的捐款，嗯我无法用言语来描述。”
“我不知道。资金？还是项目？”
“第二峰，”莫顿说。“那不是最险的山峰吗？”
德雷克说：“你觉得他比平时喝得多了一点吗？”
莫顿对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的两份厚礼达到了他捐资以来的巅峰。第一笔是一百万美元，用于支持瓦努图诉讼案，第二笔是九百万美元，捐给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用于将来的研究和以环境为名义起诉的费用。所以，国家环境资源基金会委员会选举莫顿为他们的年度人物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那个夏天，他们将以他的名义在旧金山设宴庆祝。
莫顿似乎急着要打几个电话。埃文斯想，打给谁呢？现在纽约是凌晨四点，洛杉矶是凌晨一点。莫顿要给淮打电语，但无论给谁打电话，毫无疑问都与他正在进行的环保工程有关——柬埔寨的污水净化工程，几内亚的重新造林工程，马达加斯加的栖息地保护工程，秘鲁的药用植物工程。至于德国探险队赴南极测量冰的厚度这一计划就更不用提了。莫顿本人参与了所有这些工程。他对每个工程的细节，有哪些科学家参加都了如指掌，而且还亲自去了这些地方。
埃文斯转身去看那本杂志。
莫顿的手仍然放在德雷克肩上，正跟他讲一个笑话——跟往常一样，尽力让德雷克开怀大笑——但埃文斯似乎觉察出莫顿这一方的某种距离感。莫顿把手收回来，但他不想让德雷克注意到这一点。
“也许我最好参加这次见面。”埃文斯说。
“我给莎拉打了个电话，”莫顿说。
可不知怎么地，埃文斯觉得，并不仅仅是这些事情。
“就是国家安全情报局？”
埃文斯坐在这两个男人对面，无聊地翻着一本杂志。他被来自香港的电话惊醒之后，发现自己正关切地注视着莫顿。
“这不难。你在飞机上。”
在前机舱，滑动门打开了。
埃文斯大声读道：“理查德约翰·科内尔，地质环境工程系的讲座教授。”
“也许。看看你能找到些什么。”
埃文斯摇摇头：“没有，但有二十个安全局。”
“他在温哥华给莎拉打过电话。”
埃文斯坐在他们对面，心想他们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莫顿是个大块头，精神饱满，衣着随便，上穿衬衣，下穿牛仔裤，身体似乎随时都会从这些衣服里爆出来；而尼古拉斯·德雷克细长的身材，瘦得让人心疼。他穿着一件外套，打着领带，枯瘦的脖子从衬衣领口里伸出来，似乎从来就没有合适过。
“没有……”
８月２３日，星期一
“你知道他喜欢你，彼得，”德雷克说，“像喜欢他的儿子那样喜欢你——该死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但他确实喜欢你。如果你能帮我们的话，我求你帮帮我们。”
“唔，”埃文斯说，“我想你最好见见他。”
“别放冰块了，宝贝。”莫顿把手举起来，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