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带着钱、我的卡车和芮根所有家当开走，丹佛用他平常携带的毛巾擦擦额头，脸上似笑非笑的表情我无法解读。我右边肩膀的天使小声说：“朗先生，谢谢你信任我。”我左边肩膀的恶魔讪笑：“不对，那意思是再见了，蠢货！”
“我有前科。”
他坐上灰狗巴士经过很长一段“滑溜”的旅程——“那条狗滑溜得跟什么一样！”后来丹佛这么告诉我——他溜到了巴顿鲁治。那天天气跟前一晚一样，冰冷的风让人脚趾痛和流鼻涕。丹佛推开警察局大门，跺掉脚上的寒气，试着解释说他想为十年前的大麻起诉案自首。
芮根终于找到她喜爱的工作，就是在基督教青年营“青年生活”当厨师。跟艺廊工作比起来，薪水减半、时间加倍，但这是教会工作，而且在靠科罗拉多州风景壮观的洛矶顶山脉，有许多二十五岁的青年参加青年营。
最先提议让丹佛考驾照的是黛博拉，时间是1998年秋天。她觉得自己得癌症及我们为此消耗掉的时间，阻碍了丹佛成为我们生活一部分的进程，因此感到过意不去。如果他有驾照，就可以自由参与我们要做的事，而不必等着我们去贫民区把他抓来。
假使我没办法让丹佛被罚钱或被捕，我想我只好用上“好白人系统”。我打给一个认识的人，他是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年轻有特权人士，从小跟州长的儿子一起玩模型车长大，他小学一年级的时黛博拉教过他。他应该会认识什么人可以逮捕丹佛或是放他自由，而他确实有。就这样，丹佛的前科没了。如同丹佛去巴顿鲁治之前告诉过我的：那边不一样。
警察只是笑他。
当我们向丹佛提起这件事，他的回答一如往常。“让我想一想。”他说。
我试着告诉自己，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事实是——丹佛正展开一趟来回两千英里的旅程，他必须穿越州际公路、乡村小路，以及科罗拉多州最高的山路，用一张他一个礼拜前才在信箱里收到的驾照。他到底在想什么？或者应该说，我在想什么？
当我提到路途会经过首府丹佛，他咧嘴笑得比八车道州际公路还宽。“我一直很想看看跟我同名的城市。”他说。
“干净？”
1998年12月，我们选了一个最不好的夜晚起程。一阵冻雨使得全得州的公路关闭，但丹佛很想早日摆脱过去，于是我载他去灰狗车站。他盘算着车上会有几个醉鬼，但不会比机构里多，通常天气不好的时候，机构里总是人满为患。
口试过后，丹佛笑着从公共安全部办公室走出来，高举一只手准备击掌。接下来是路考。他开过牵引机，甚至几辆车子，但没有在路边停过车。我开着我全新银绿色Infiniti Q45，到拉克沃斯高中足球体育场旁边的大停车场，让他坐上驾驶座。接下来几小时，丹佛在一座电话亭和商摊之间练习路边停车，直到拉克沃斯军乐队把我们赶走。
丹佛打赌说，只要有几百块钱交给对的路易斯安那州执法人员，就可以解决他的法律问题。“那边就是这样。”他说。于是我给他两百块钱缴罚金。
从实际角度看，丹佛拿到驾照是一个认证：不只能开车，还有其他许多让一个人觉得更像人的事情，能证明自己身份的事情。拿到驾照没多久，他还证明了别的事。
黛博拉坚决认为芮根不应该留在家等着病程进展。我们鼓励她接下那份工作，于是她打包行李，往西出发到科罗拉多州冬季公园的弯曲小河牧场。然而二十五岁，在纽约和达拉斯都有公寓的芮根，拥有的不只是行李。
于是，丹佛开始了他的考驾照之路。也就是说，他必须通过笔试，对于识字的人而言不是大问题。他没办法自己研读公共安全部的手册，所以他选择请“家教”。机构里的几个人教了他好几个礼拜，直到他终于弄清楚所有问题和大部分的答案。他说他准备好之后，我就带他去公共安全部。
丹佛想洗刷自己的名字，我们一致认为他必须去一趟巴顿鲁治，亲自去面对《拿破仑法典》。这是美国史的一个奇怪事实。这个河口之州，还保留了一些从那位小科西嘉人拥有该地时就遗留下来的法律。
某天我开玩笑问丹佛：“现在你有驾照了，想不想帮芮根把她的东西拉到科罗拉多州啊？”
最后在1999年9月，距离他到路易斯安那州试着让人逮捕已经过了十个月，丹佛拿到他的驾照（给丹佛路考监考的女士说她真的很喜欢他的Q45，问他一个月车贷是多少）。他一再向我道谢，一直到我跟他说“够了”才住口。他从来不把任何事当做理所当然，他表示，驾照是最近上帝给他的众多恩赐之一，黛博拉和我也在其中。
我自己大嘴巴，话说出去不能再收回，于是接下来的三天，我们拟订一个计划。我拿出公路地图，用彩色笔画出到冬季公园的路。但丹佛看不懂地图上的词，所以我再拿一张白纸，把公路标志画出来，给他看去科罗拉多州的路程是长什么样子的。丹佛深信他可以照地图走，他也说服了我。
丹佛似乎是去了公共安全部稍微探查了一下。职员把他的名字输入电脑之后，跳出一串问题：因妨害治安而在路易斯安那州被起诉，经营汽车旅馆时有几张罚单未缴，然后破坏交易的是这个——当年他搭火车到处游荡，在巴顿鲁治因持有大麻而拿过传票。前科里有大麻起诉案的话，就不可能拿驾照。
他驶离车道时，我在卡车旁边跟着跑，一边重复喊：“287！287！”如果他转向287号公路，就是往科罗拉多州方向。要是他错过了，就会开到俄克拉荷马州内地，我告诉他，那边的人用的语言跟我们不同。
几个礼拜过后，我们在机构喝咖啡时谈起这件事。“学开车这个主意我也喜欢，朗先生，”他说，“但我得告诉你，我不干净。”
他找了个公共电话打给我，说他运气不佳。“他们觉得我疯了，朗先生。”他咯咯笑一声说，“以为我想被抓起来，然后就有温暖的地方睡觉。我找不到愿意在桌面下或桌面上收我钱的人！”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十月天，我们把芮根所有家当——电视、音响、衣服和家具——装载到我近乎全新的F-350三门卡车上，约定好隔天晚上六点，他会在冬季公园的西夫委超市和芮根碰面。经过最后一小时的恶补，我送他上路，他身上带着七百块现金，一张画有各个关卡的简单手绘地图，碰到状况时打的紧急电话号码，还有一辆价值三万元还没登记车主的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