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在这里犁田、除草、捡棉花，好多好多年，朗先生……好多年。”他听起来忧伤又疲惫，然后又乐起来，跟我说了一个专业秘密：“今天是捡棉花的好天气，因为空气有点潮湿，”他眨了眨眼，“秤起来比较重。”
“快到了。”他说。
我把Suburban停到碎石路的路肩，轮胎压在棉花田边缘，一排排的白色行列像脚踏车的轮辐。
丹佛犹豫一下，然后笑了：“我想是的。”
炎热的夏天过去，九月悄悄而来，通常应该是热风，却不合时宜地凉爽。丹佛与我常聚会，我们谈到彼此经历过的事，考虑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
“那就是你离开这里时搭的火车吗？”我问。
丹佛严肃地点点头。我在想，不知道他听那个声音听了多久，才听到它呼唤自己的名字。
我们开出去没多久，丹佛的头就像颗掉下悬崖的石头垂到胸口，一分钟后他开始打呼。接下来三小时，整趟旅程听起来有如开车经过风景路线参观锯木厂。但我们一越过边境进入河口之州，那里的空气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唤醒他的灵魂：他不是慢慢醒来，而是忽然坐起。
丹佛对农庄爱恨交织的感情还是让我惊讶。要不是他看见太多不公正的事情，他好像没那么介意留在农业时代里。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数码相机，丹佛立刻摆出照相姿势，仿佛我打开了什么开关。他单脚跪在泥巴里，透过墨镜认真看着镜头。曾经身为捡棉花工人的他，现在倒像薛尼·鲍迪。我拍了几张照片，当火车汽笛充满灵魂味的呼唤传遍棉花田，他还维持观光客的姿势。
我们大约开了半英里，丹佛的鼻子几乎贴在窗玻璃上：“这边，朗先生。靠右边停。”
“你不觉得主子也会考虑到这点吗？”我问。
“我最近睡不多，想到旅行就紧张。”他说。
“看啊，很漂亮不是吗？可以捡了！”丹佛摇摇头，想到过去，“以前，放眼望去是几百个黑人散开来捡棉花。主子站在他的马车旁拿着秤，把每个人捡的量写下来。现在棉花不用捡了，就等着像怪兽一样的机器开过去，把棉花剥下来。那些机器让许多人丢了工作，感觉起来就是不对。”
路易斯安那州的空气温暖潮湿，刚下过雨，有点闷。我们开过棉花田，丹佛的眼睛亮起来，像小男孩经过游乐场。窗外是绵延几英亩的白色棉花田，向后延伸到遥远的由阔叶树连成的地平线。
丹佛走进一条泥巴走道，我们走在排与排之间，他用手轻轻拨过蓬松的棉花荚。
然而，要说故事的话，我必须知道更多丹佛的过去，他出生的地方真的像他说的那么糟吗？我在脑海里多次去过红河郡的农庄，但我想象出来的景象都有种制片厂的感觉，仿佛是舞台工人用《乱世佳人》剩下来的道具搭成的。丹佛的用词通常形容词不多，所以我们只剩一个选择——我必须跟他一起去红河郡，看到并触摸到那个制造出改变我一生的人的地方。丹佛想回去还有另一个理由：合上过去的门。
也许是因为这样，我们在2001年9月初开上20号州际公路开始我们的朝圣之旅时，他才显得沉默寡言。我们开着我新的Suburban——旧的那辆的里程数已够了——往东走，丹佛安静得不寻常，我问他为什么。
他曾经回去看过他姐姐赫莎丽，还有他的阿姨佩莉·梅。然而赫莎丽在2000年过世，只比黛博拉早几个月，失去血亲让丹佛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归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