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起身，走了三大步来到后门。门外有两只肥猪发出鼻息声和呼噜声，在高及肚皮的泥巴里打滚。佩莉·梅推销了一下她的猪，然后开心地提到她新装的室内厕所。这是她在2001年安装的，钱来自她从卧房窗户偷卖出去的“自然淡”啤酒，一瓶一块钱，卖了一辈子。但她说她主要还是用屋外厕所，因为家里的排水系统还是有点问题。
“小家伙！”我们走到门廊时佩莉·梅阿姨大叫，“上帝啊，你的鼻子跟你爸一模一样！”丹佛给她一个拥抱，不算太热情，然后她扶着烂掉的门廊扶手对着吠叫的狗骂了一句脏话：“闭嘴，不然我就出去让你闭嘴！”
我们开到最后一间屋子前，经过一个在修理牵引机的男人身旁。他把机器拆解成几十个零件放在大门口，其实也不算个门，就挂着一块红色格子毯，避免苍蝇飞进去。
佩莉·梅的家在路的最后面。十几张塑料草坪椅摆在门口的土地上，每一个上面都有像木柴一样堆成金字塔形状的空啤酒罐。门廊旁边堆了小山一样的空的棕色盖瑞牌烟草罐，好几百个。一只杂种狗被一条很长的链条系着，正对着一群无动于衷的鸡猛叫，鸡们知道链条有多长。
我们在天黑前离开，开走的时候，贫穷和肮脏的影像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像讨人厌的刺青。我几乎不敢相信美国还有这种地方。我感谢丹佛带我去，帮我拿掉我的眼罩。
丹佛礼貌拒绝，急忙回到车上。
“停在这里。”丹佛说。路边有个老女人坐在一截树干上，此时是下午三点，她正在喝啤酒。她穿着男人的裤子和一件都是洞的满是污渍的T恤，看见丹佛的时候很兴奋。他下卡车拥抱了她一下，给她一张五元钞票。她发出气音的笑声，把手从其中一个洞伸进去，将钞票塞进她的胸罩里。
我开着神奇复原的Suburban回到泥土路，最后驶向公路。我们开了一英里左右，找另一条泥土路，其实那只不过是芦苇丛中的一条裂缝，窄到我们错过了好几次。那条路通往佩莉·梅阿姨的家。上世纪六十年代，她搬进一间靠近农庄的长屋子，从那时起一直住到现在。
其中一间屋子前面，有张没有皮的沙发被拖到地上，一对年轻黑人男女坐在上面看着我们。女人在吸烟，鸡在她的脚下四处啄。其中一个院子有烟冒出来，两个小孩在看顾一堆燃烧的垃圾。附近，一个女孩把湿衣服挂在房子与枯树之间的晒衣绳上。她看起来大约十二岁，而且怀有身孕。我像开过意外现场一样减速。居民瞪着我看，仿佛我是外星人。
“你们到后面来看我的猪，”短暂拜访后，佩莉·梅说，“我在想把猪卖掉。你们看一下，说不定会知道有谁要买。”
佩莉·梅阿姨邀请我们进客厅，里面空间大约五十平方英尺大，墙上壁纸是用圣诞包装纸和三张耶稣的照片拼贴而成。有人设法硬塞了两张双人沙发进来，面对面摆放。丹佛和我膝盖碰膝盖，坐在佩莉·梅跟她先生对面。我们东聊西聊，只有她先生面无表情地坐在对面，从头到尾一句话也没说。后来丹佛说，那是他见过他最友善的一次。
然后她转过来对着丹佛笑，但她饱经风霜的脸看到我时，显出一个担心的表情。为了让她安心，我朝烟草罐山点点头，跟她说我祖母和姨婆也喜欢盖瑞牌烟草，这似乎让她放心一点。
“快进屋里，”她粗声厉气地说，“我炉子上有些羽衣甘蓝，才刚煮的。”
“朗先生，他们过得比我从前住在那里的时候好多了。现在你相信了，在沃思堡当游民让我的生活更上一层楼。”
我沿着满是坑洞的小径慢慢开，高到挡泥板的强生草揭开一幕大部分美国人从来没有看过的美国景象。林子里的空地上有六间连成一排的长形木屋，看起来像另一个时代的监牢。每一块地之间没有分隔，每间屋子周围有的只是堆积如山的垃圾——旧轮胎、啤酒瓶、车子坐椅、生锈的床垫弹簧。路的中间有一条死了的杂种狗，尸体已发胀。
“她不是亲戚，”他说，“只是佩莉·梅阿姨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