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一种文化的首创者不可能是这种文化的垄断者，不管这种文化的“出生地”在何处，不管这种文化姓“中”还是姓“西”，谁能将这种文化发展到当下的最高水平，谁就是这种文化的当代主人，体育竞技是这样，科学技术是这样，人文科学是这样，宗教信仰也是这样。乒乓球起源于英国的“桌球”，但英国不能垄断和占有乒乓球，中国人引进、消化和发展了乒乓球球艺，以至于今天的中国人将它视为自己的“国球”。佛教传自“西域”印度，但佛教后来在印度本土消亡，这种宗教的“家”反而安在“东土”中国。基督教来自“东方”，但今天却成了标准的“西方”的宗教。
意识到“儒术危矣”的张之洞，当然明白儒学不能应对现实问题，也明白必须对这种文化进行改造，但他不可能像福泽那样毅然转向西方文化，相反，他仍然认同并拥抱传统文化价值，不能忍受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成为中国人身心的主宰，所以提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我们对文化上的“中”“西”特别敏感，因为在我国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上有太深的纠缠，日本选择“汉才”和选择“洋才”都没有引起全民族焦虑，在他们看来，文化选择与民族认同是两码事，桥归桥，路归路，选择以“西洋文化为标准”的日本人还是日本人。习惯于“用夷狄之礼则夷狄之”的中华民族，对学习西方文化总摆脱不了“以夷变夏”的紧张。
张之洞对儒家文化的态度在清末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他早已发现儒术已不足以应对世事，“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不仅“强中国”要求救于西学，还要靠“讲西学”来保存儒学。这说明以儒学为主干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失去了活力，它不能应付现实生活的挑战。一种文化不仅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还要靠别人来“保护”，这表明该文化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到底哪种文化更有价值更为先进，不是由个人主观态度来判定，应由人类生活对它的需求来判定。一种文化是否有价值取决于它在当代生活中的活力，取决于它解决现实社会中物质问题和精神问题的能力。我们传统的儒家文化既是传统生活方式的表现形态，也是传统生活问题的“处理方略”，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生活问题”也随之变化，旧的“处理方略”不能解决新的问题。儒家文化在两千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历代王朝的意识形态，代代只能进行复制而不能进行质疑，在鸦片战争以前它基本没有遇到另一种异质文化强有力的挑战，所以它逐渐退化以至于僵化，丧失了自我改写和自我更新的机能。
反观中国，由于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血脉，由于我们将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同起来，由于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深深的情感依恋，在很长时期我们对文化选择缺乏一种理性态度，许多精英由对传统文化的认同走向对传统文化的偏执，对传统文化的偏执必然阻碍我们的文化转型。这样，传统文化就由民族的文化资源变成了民族的文化负担。
福泽在《文明论概略》中谈到自己对文化选择的态度时说：“讨论事物的利害得失时，必须首先研究利害得失的关系，以明确其轻重和是非。”可见，他对文化的认同与文化的选择采取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理性态度。他从小学习的是“汉学”而不是西学，待到成年接触西方文化以后，发现“西学”是一种比“汉学”更先进的文化，深恐“陈腐的汉学如果盘踞在晚辈少年的头脑里”，会使西洋文明难以传入日本，便马上对“汉学”“恩将仇报”，对儒家文化毫不留情地予以攻击，热情地认同和拥抱西方文化，明确提出“以西洋文明为目标”，还激烈地呼吁日本必须“脱亚入欧”。福泽对文化认同和文化选择的态度，可以说实用到了“势利”的程度，哪种文化对当前的日本发展有利就认同和选择哪种文化，并对这种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改写”而不是简单的“复制”。
本文为澳门大学2009年“‘冲突对话与文明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宣读论文
“汉学”与“西学”对日本来说都是一种“他者”，因而福泽能“客观”地比较两种文化的利弊优劣，然后择其优者而从之，能轻易地把“和魂汉才”换成“和魂洋才”，这有助于日本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从一个东方落后的农业国家变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也有助于日本几十年后挤进了“西方七大工业国”，终于圆了他“脱亚入欧”的美梦。由此可见，民族的文化认同事关民族的文化转型，民族的文化选择事关民族命运的兴衰。
任何文化都是人的创造物，是人的“精神产品”，因此，是文化理应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文化殉葬。任何民族对自己文化的偏执，便是该民族为自己的文化陪葬。对文化最明智的态度，不是要看这种文化姓“中”还是姓“西”，而是要看这种文化能不能让中国人更具有创造的活力，这种文化能不能让中国人活得更健康，这种文化能不能让中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和幸福，哪种文化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我们就主动选择哪种文化。我们应有大格局和大胸襟来汲取和容纳各种异质文化，让中西文化实现多元互补，用人类的文化精华来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