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民性”品评死去的古代诗人也就像以财产给活着的世人划定阶级成分：其人要么是“人民”的朋友，要么是“人民”的“敌人”；其诗要么是“民主性的精华”，要么是“封建性的糟粕”。它使一个学者不能也不敢在自己的学术活动中保持价值中立、态度客观、感情淡化，更不可能保持一个学者持论的平允、胸襟的豁达和应有的宽容。不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封建士大夫的闲情逸致”， 连“陶渊明笔下的农村”像“一些富有诗意的画幅”也成了诗人的罪过，至于“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更是“愈来愈灰色”了， 这些荒谬得近于离奇的论调，竟然都是出自我们那些文质彬彬的学者笔下，这就使人感到十分痛心了。由于当时的农村存在着剥削和压迫，陶渊明把田园“形容得那样恬美”便是有意“美化”丑恶的现实； 由于农民既不能欣赏“奇文”，也不能分析“疑义”，陶渊明“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便是故作清高， 这些无知的言论都不是出自无知者之口，而是摘自我们十分敬重的那些学界前辈的论文，这就不得不引人深思。
这种望文生义的曲解，这种近乎无知的偏激，这种蛮不讲理的粗暴，这种刻薄的语言和火暴的情绪，俨然是在对陶渊明展开大批判。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性”具有极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把“人民性”作为首要和唯一的价值尺度，不仅造成诗人削足适履和生命整体的肢解，还使诗论家养成一种褊狭的气量，容不得古代诗歌中任何与“人民性”内涵不同的东西。我国古代杰出诗人在其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些优雅的气质、超脱的情怀、微妙的感悟和纯正的趣味，统统都被说成“封建士大夫的情调”，至于这些诗人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对生命的珍惜与喟叹，对心灵的焦灼与颤栗，更是被指责为“没落贵族的情绪”；只一味推崇怒张、叫嚣、怨恨、愤懑、诅咒一类情绪，把它们视为敢于抗争的表现。在理论上虽然承认“人民性”中的“人民”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但在具体诗人诗歌评论中，事实上又将“人民”等同于体力劳动者，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由于人民性要求诗人必须表现人民的情感与愿望，诗论家又对“人民性”这一规定做了极其肤浅的理解，以致不允许一个诗人有不同于农民的情感体验和审美趣味。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篇论陶渊明的文章说：“这完全是一个清高之士，希冀隔绝人世，孤芳自赏。尽管陶渊明也还‘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也还‘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也还‘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但这与‘情话’者，操‘琴书’者，‘奇文共欣赏’者，‘言笑无厌时’者，当为中小地主层有闲阶级，当为失意官场的士大夫，根本不是农民。农民整年累月地劳动，绝没有此种闲情！没有和农民在一起生活，朋友又从何交起呢？何况农民也不需要他这样的朋友。至于陶渊明躬耕南亩，那只不过是‘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而已。陶渊明企图以所谓劳动，衬托出‘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借以显示他的孤芳自赏，显示他的隐逸，从而达到‘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既然没有真正与农民接触，又没有实地参加劳动，因而无论在什么程度上，陶渊明也就不会具有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把“人民性”作为首要和唯一的尺度，还使得诗论家们视野狭隘，两眼除了紧紧盯着是否同情人民和反抗权贵以外，他们在古代诗人的诗集中再也见不到任何东西，因而得出的结论也就偏颇可笑。如称陶渊明“替人民说话太少”，甚至比起白居易来也“藐不足道”，否定陶渊明和肯定陶渊明的学者，都只能围绕在他写了多少诗“替人民说话”这一焦点上争来争去，双方都不可能跳出这个框框去看看除“替人民说话”之外，陶渊明还说了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如陶渊明对生命的深度体验，他在饥寒之忧、陇亩之勤、居常之念中，经由忧勤克己的功夫而臻于洒落悠然的境界，解脱了穷达、成败、贫富乃至生死的束缚，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精神的自由，其人生表现出一种无所利念的洒脱，一种无所欠缺的圆满，在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中只有他才达到这种人生的化境——既任真肆志又固穷守节，既洒落悠然又尽性至命。这是陶渊明生命体验的重心，也是他的主要意义和价值之所在。可是，只允许运用“人民性”这唯一的价值尺度，诗论家便只有一种视角，除了爱人民与恨权贵，古代诗人的其他精神向度完全在诗论家的视野之外。又如另一大诗人李白，他正面写同情劳动人民的诗歌，在数量上不仅比不上杜甫、白居易，甚至还比不上张籍、王建，但谁能说李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不上白居易、张籍、王建呢？如果比得上这三位中唐诗人，他又是凭什么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呢？由于诗论家不能越“人民性”的雷池一步，因而也就不可能在同情人民和蔑视权贵之外，去探询李白的价值何在。在盛唐诗人中，只有李白才充分秉有时代赋予的双重品格：既想在外在世界承担历史责任，又想在心灵世界享受精神自由。他所执着的这两种人生追求都活跃在当时民族情绪的深层结构之中，是盛唐时代精神中涌动的两大激流。然而，这两种追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又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东西。李白想成就一番政治上的大业，又不想低下自己高贵的头，不愿失去自己精神的自由，这不仅使他在外在世界碰得头破血流，也使他的内心世界长期处于不同情绪的矛盾冲突之中。不过，正是这两股时代潮流在李白身上同时汇聚，在他心灵世界掀起情感的巨澜，时而把他推向欢乐的绝顶，时而把他扔进痛苦的深渊，使他能同时体验人生的大喜与大悲，他才得以把处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昂扬向上的民族活力推向顶峰。他那猛烈豪放的情感，那奇特丰富的想象，那冲口而出的天才，那绝妙天然的语言，都以他生命力的旺盛强悍和精神的昂奋勃发为其前提。李白的伟大主要不在于他对某一对象的歌颂或揭露，也不在于他对人民的同情与对权贵的蔑视，而在于他通过个体生命的激扬深刻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活力。他的意义不仅仅限于唐代，而是属于整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就其精神的巨大创造力而言，他无疑属于全人类。李白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越了“人民性”所划定的范围，仅从这一视角当然也就发现不了他真正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