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议论虽针对《诗经》而发，但揭示了闻一多诠释所有诗歌的企求和目的。闻先生不仅是“用‘诗’的眼光读《诗经》”，而且是在“用‘诗’的眼光读”所有的诗歌；何止是通过诠释《诗经》来“求真求美”，他全部诗歌研究又何尝不是在“求真求美”呢？
兼诗人与学者于一身的闻一多，不仅在诗坛上留下了他那别具风味的歌吟，而且在学术界也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他在短短十几年的学者生涯中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而他逐渐形成的学术个性同样叫人着迷。本文不拟也不能全面评价他的学术成就，只试图通过阐述其诗歌研究的目的、方法与特征，勾勒出他既有清代朴学家的渊博严谨又富于现代诗人的想象激情这一独特的学术个性。
“用‘诗’的眼光读诗”，其次主张必须将诗作为一种审美对象，绝不能将它“做了政治的课本”，用解诗来比附政治；也不能把诗当作理学讲章，借说诗来宣讲圣贤道理，这样会完全歪曲诗的本来面目；同时也不能像现代人那样把诗作为历史观的注脚，通过解诗来宣传社会历史观。总之，应该把诗作为诗来读。
“用‘诗’的眼光读诗”，首先要求诗歌研究者不仅必须具有冷静的理性判断，还必须具备诗人的眼光，必须对诗具有细腻的感受能力，这样才能分辨各种诗歌风格上的细微差异；诗歌研究者不仅要有高度的理论修养，而且自身还必须具有“诗意”，这样才能与古代诗人“相遇”和交流。只有先具备“‘诗’的眼光”才可能“用‘诗’的眼光”来研究古代的诗歌，才可能准确地把握古代诗歌艺术的真与美。
闻一多认为《诗经》不只是确立了抒情诗作为“我国文学的正统类型”，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品格，“诗似乎也没有在第二个国度里，像它在这里发挥过那样大的社会功能。在我们这里，一出世，它就是宗教，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维系封建精神的是礼乐，阐发礼乐意义的是诗，所以诗支持了那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此后，在不变的主流中，文化随着时代的进行，在细节上曾多少发生过一些不同的花样。诗，它一方面对主流尽着传统的呵护的职责，一方面仍给那些新花样忠心的服务。最显著的例子是唐朝。那是一个最发达的时期，也是诗与生活拉拢得最紧的一个时期”。 就《诗经》而言，它在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生活中只在较少的意义上才是审美的对象，而更主要的功能则是在扮演意识形态的角色，所以对《诗经》的诠释也往往不是探求其美学价值，主要是借解《诗经》来论政治，讲伦理，施教化。孔子便是对《诗经》有意误读的始作俑者，如他对《诗经·卫风·淇奥》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阐释（《论语·学而》），对《诗经·卫风·硕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讲解（《论语·八佾》），对“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的批评（《论语·子路》），都不是诠释诗而是“使用”诗——通过诗来进行道德说教，这对后来《诗经》和其他的诗歌诠释的影响至为深远。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与古人以说诗“求善”不同，闻一多提出自己要“用《诗经》时代的眼光读《诗经》”，还强调要“用诗的眼光读《诗经》”，并说自己诠释《诗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与“求美”。
——论闻一多的学术个性
朱自清先生称闻一多“学者中藏着诗人”，一语道出了他理性与激情交融这一学术个性的特点。这一特点首先表现在他阐释诗歌的目的中——既求真也求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