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古代没有一个诗人是按“人民性”的那几条规定去写诗的，假如批评家不将诗歌或诗句从他们创作中抽离出来或断章取义，而是从整体上去把握一个优秀诗人，那么就没有一个诗人能完全符合“人民性”的规定，即使最伟大的诗人也有不合甚至违反“人民性”的地方。如被奉为“人民诗人”的杜甫，研究者常引“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名句作为他同情劳动人民的证据，可诗人就在这两句下面紧接着便说：“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甫称自己忠君就像“葵藿倾太阳”那样出于内在本性，可见他的忠君与爱民都同样地自觉与真诚。对于杜甫来说，人民与皇帝并不像革命与反革命那样形同水火，爱民和忠君自然地统一于他一身；而对于以“人民性”论诗的诗论家来说，诗人既爱最高统治者又爱最底层人民这一行为的确给他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他们所持的这把“人民性”尺度只能肯定杜甫的一面而否定其另一面，因而，当代的杜甫专家总是着意渲染杜甫对包括皇帝在内的统治者的批判和憎恨，而对他那些有违“人民性”的忠君护君诗歌或者视而不见、只字不提，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声历史、阶级的局限，或者干脆说这是诗人的“愚忠”。大家对诗人爱民的一面大肆张扬，对他忠君的这一“历史污点”遮遮掩掩。杜甫在国家面临分裂的历史关头高唱“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讴歌“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北征》），“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很少有人从正面去探寻在安史之乱的历史时期，诗人这些忠君尊王的诗歌是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和肯定的伦理内涵？是否具有稳定人心和增强凝聚力的历史合理性？也很少有人追问：忠君和爱民为什么和怎样统一于杜甫一身？这种统一具有哪些文化、历史和心理原因？将“人民性”作为唯一的价值尺度，必然只是肯定与“人民性”内涵相合的东西，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与“人民性”相违的诗情诗意，因此，必然会割裂和肢解诗人生命存在的整体性。
毫无疑问，优秀诗人都热爱自己的人民，但每一个优秀诗人各有其不同的生命体验的重心，因而他们诗歌的意义和价值并不一定主要体现在同情劳动人民疾苦这一点上，如果仅以同情和反映人民疾苦去裁定诗人的地位和诗歌的价值，那就像拿着圆规去测量直线的长度、拿着天平去衡量名画的价值一样，价值尺度与所衡量的对象发生了严重的偏离。这样，当诗论家以“人民性”去品评所有诗人和诗歌时，对某些诗人造成削足适履或圆凿方枘就在所难免。如李白诗集中大部分诗篇是写饮酒、求仙、咏史、访古、漫游、狎妓等，他很少像杜甫那样正面表现重大的社会问题，也很少直接抒写对劳动人民疾苦的同情，这方面能数得出来的只有被人们反复征引的《丁都护歌》《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等寥寥几首。如果套用“人民性”那几条规定，李白不仅不能与杜甫并驾齐驱，甚至还不能与白居易相提并论。显然，“人民性”这一尺度不能真正把握李白的意义和价值，但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又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只能以此来为李白的意义和价值辩护，于是，他们只好把李白诗中所有的思想内容都牵扯到“人民性”上去。林庚先生在《诗人李白》中说，李白正值“唐代社会上的最高峰”，他“就站在那时代的顶峰”上，“一望四面辽阔，不禁扬眉吐气”，他“强烈地渴求着解放”，他的歌唱“完全是符合人民的愿望与利益的”，连李白诗中“钟鼓馔玉不足贵”“会须一饮三百杯”“一醉累月轻王侯”这些饮酒诗，也被说成是“属于人民的骄傲”，因为“它的实质却正在于那‘轻王侯’”，“它动摇了统治阶级的威势，增加了人民的对抗性的气派”。林先生还认为李白之所以能唱出人民的心声，主要是诗人始终保持着“鲜明的布衣感”——一种自觉的“平民”意识，这使李白“意识到自己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关系”，意识到“布衣与统治阶级的对抗性，它因此也就终于表现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那样有力的名句”。该文中的李白既有“鲜明的布衣感”，又有分明的阶级爱憎，还有明确的斗争目标，更有“自由民主”的要求。作者在该文第五节《李白的出身与民主性》中称李白是“最彻底的平民”，“生于市民阶级萌芽的唐代，也就更有根据独往独来，更有资本可以要求自由民主。”林庚先生按“人民性”的要求彻底“改造”了李白，使他完全符合有关“民主性和革命性”的规定。这样一来，李白的“民主性和革命性”倒是够强的，他的“人民性”更是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只是“高”得有些吓人，“强”得叫人不敢相信。即使不同意林先生某些观点的学者，也认为“李白是以人民的眼光和立场来看待和批评”“那些气焰显赫而不可一世的淫侈的亲贵”的；即使不同意林先生所谓李白诗歌表现了“盛唐气象”的“乐观情绪”的人，也认为李白诗歌中的“痛苦和愤懑的情绪”“与当时受压迫的广大人民的情绪起着和谐的共鸣”。总之，不管认为李白是抒写“痛苦”还是歌吟“欢乐”，是表现“愤懑”还是“高歌奋发”，都得与人民性沾上边，都得“让”李白具有“人民的眼光和立场”，否则，李白就不可能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所写的一切也将成为应被剔除的“封建性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