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是我对作者的苛求，在一时找不到确切可靠的材料时，做出“大胆假设”、历史想象与理性推理，以还原先秦诸子生命的历程，无疑比“束手无策”或“无为而治”要好，至少它可以给后来人以有益的启示，可以给后来人提出问题和留下标记——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解决这么多“学术史上难题中的难题”，怎么可能一蹴而就？历史上发凡起例的大著作，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都会留下尚待完善的空间，有谁能做到尽善尽美？这倒使我想起了章学诚为郑樵所做的辩护：“夫郑氏所振在鸿纲，而末学吹求则在小节。”也让我想起晋朝周顗给自己缺点开脱的那句名言：“吾若万里长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原刊《文学评论》2012年第1期
对远古的历史和人物进行“还原”，需要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根底，需要敏锐的直觉和丰富的想象，需要学术的勇气和大胆的假设，这六个方面作者都兼而有之。读完四本“诸子还原系列”我一直在想：一个极富才华的学者在“艺高人胆大”以后，是不是应该在学术的“大胆”与“小心”之间保持某种平衡，做到大胆而能审慎，小心又不拘泥，使每一论断既“言之成理”又“持之有故”？
当然，“诸子还原系列”在给人以启迪、震撼、美感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遗憾。由于有关先秦诸子的史料残缺不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诸子还原系列”中材料与材料之间的连接，历史断裂处的缝合，少数地方主要是通过作者的历史想象、理性推断来完成的，所以常会读到“可能”“也许”“不难设想”“我怀疑”一类短句。尽管这些推断非常缜密，尽管这些历史想象并非空穴来风，但考证毕竟还是要“拿出材料来”，拿不出材料来就会让人将信将疑，这一部分结论就难以成为定谳。如《水经注》卷二十三的一段记载说：“涡水又北经老子庙东，庙前有二碑在南门外。汉桓帝遣中官管霸祠老子，命陈相边韶撰文……又北，涡水之侧，又有李母庙，庙在老子庙北。”《老子还原》后面就对这段文字进行了“想象”和“推论”：“我们应该如实地承认老子是不知有父的，多么渊博的学者也无法考证出老子之父。他好像是天生的‘老子’，而非‘儿子’。但他是知有母的，李母庙就在老子庙的北面。我怀疑，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才会如此。”仅凭老子庙北面有李母庙一事，便得出“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的结论，这种“推论”显然过于“大胆”，甚至根本就算不上逻辑“推论”。由于年代久远和记载遗佚，老子的生卒年和家世都难以确指，即使有李母庙也不知李母姓甚名谁，不过是因老子姓李就将其母亲称为“李母”，这样的泛称就像泛称“李父”一样，表明后世既不知其母也不知其父。道教徒和神仙家奉老子为教主，有意把老子的出生和家世神秘化，故意高远其所从来，通常情况下没有人敢用传说中的李母庙一事作为论据，更不敢用这一孤证下结论。
《庄子还原》第二章首先考证庄氏为楚王室疏远的公族，又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断定庄子一支流亡于宋，再从《吕氏春秋·上德》的一段话中，断言“楚国庄氏的某一支，可能通过这条通道逃亡到宋国的乡野”，最后论定宋国“蒙泽湿地，使庄氏家族获得了避开政治迫害的生存避风港，也使庄子思想获得了一个有大树丰草、有蝴蝶、有鱼、有螳螂、有蜗牛的梦一般的滋生地”。这使《庄子·刻意》中“所谓‘江海之士，避世之人’”，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使《马蹄》中“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等描述和阐述都有了落脚处。初看对庄子的还原十分“到位”，可从传统学术眼光看，其中有些材料和论证可能经不起检验：单凭一则诸子含混的论述，就确定楚宋之间的一条逃亡通道也许有点悬，丰草、蝴蝶、鱼、螳螂、蜗牛，遍布楚国云梦泽的任何一个角落，无须到偏北的宋蒙泽地区去寻找。在这些地方，人们更多看到的是“大胆的假设”，还有同样“大胆的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