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更是强调作家“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指出：“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后来就成了历史上文学艺术中人民性的基本内容，苏联的文艺理论家和文学批评家将它作为“人民性”的本质规定：“列宁所指出的每一个民族文化中存在着的这些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成分，在其本质上，无论它们在文学中表现出了多少，就组成了我们所惯称的人民性。”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以便“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里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与列宁所说的“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指同一内容。两年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
“人民性”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中最重要的价值尺度之一，它决定了一个诗人地位的高低、一首诗歌价值的大小，也左右了批评家对诗人与诗歌的褒贬，甚至影响到读者对其人其诗的好恶。在这个世纪行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回顾该价值尺度在这五十多年古代诗歌研究中的曲曲折折，倒不是由于我们现在觉得它有趣，而是由于这对未来的学术研究有益。
“人民性”这一范畴显然是个舶来品，它在中国古代儒、道两家的文论中都找不到渊源。即使强调文学功利目的的儒家诗教，也只是主张诗歌必须为当政者的政治服务，要求以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歌的社会作用仅限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倒是说过写诗应“为民”，但其落脚点却在于“为君”：“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他坦白地说自己之所以写“新乐府”一类诗歌，不过是为了尽一个谏官“补察得失之端”的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毛泽东关于对“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教导自然而然就成了研究古代文学的指针，“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也就成了研究古代文学的最高尺度。有关“人民性”的内涵，人们主要从毛泽东所指示的“民主性和革命性”两个方面来理解，就古代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歌而言，它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对人民的苦难表现出深厚的同情；（2）讴歌人民的反抗精神、刚正气节和美好心灵，表现人民的情感、愿望与期盼；（3）以人民的眼光和立场表现时代变化，真实地表现阶级对立，深刻地揭露社会矛盾；（4）表现对祖国、自然的热爱；（5）“在形式方面，人民性应该是经常和素朴并行的”，要求语言自然、格调明朗等等。
——对一种批评尺度及其运用的回顾与反思
据苏联顾尔希坦说，在文学批评中第一次使用“人民性”这个概念的人，是十八世纪的俄国学者拉地谢夫（1749—1802），而我们今天文学批评中所使用的这种意义上的“人民性”概念，则直接源于十九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他们在大量的文学批评中十分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尤其是杜勃罗留波夫，他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把“人民性”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尺度，而且专门写了《论俄国文学中人民性渗透的程度》《俄国平民性格特征》等长篇论文，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中的“人民性”问题。杜氏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只盯着“小集团的卑微利益”，只“满足少数人的自私的要求”的贵族文学。他通过对俄国文学史上优秀作家的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人民性”的内涵：不能仅仅“把人民性了解为一种描写当地自然的美丽，运用从民众那里听到的鞭辟入里的语汇，忠实地表现其仪式、风习等等的本领”，这些只限于“人民性的形式”。“可是要真正成为人民的诗人，还需要更多的东西，必须渗透着人民的精神，体验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站在同一水平，丢弃阶级的一切偏见，丢弃脱离实际的学识等等，去感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质朴的感情。”要使诗歌具有真正的“人民性”，诗人就必须冲破“某一个派别，某一个阶级的局部利益”，“从大公无私的观点，从人的观点，从人民的观点来解释”一切，以深厚真挚的同情心去“表现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