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大声疾呼“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我们一点也不怀疑他的热忱与真诚，但问题是：在一个百姓连平等也无法享有的奴隶国度，它的臣民谁有热情去保卫如此黑暗的国家？任意剥夺自己人民平等、自由、独立等基本权利的国家又值得谁来保卫？张氏所要保的“圣教”既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天道”，怎么还需要别人来保护呢？谁要是不接受儒学“三纲五常”的文化认同，谁就被踢出了“华种”之外，保护这种天生只配做奴隶的“华种”有什么价值？再说，要是“华种”生下来就得认同“三纲五常”做贱民，除了自虐狂以外谁还愿意成为“华种”？
福泽痛感专制造成人民没有独立品格、缺乏平等意识、丧失自由精神，所以强调独立、平等和自由成了他《劝学篇》的中心主题。在他看来，“劝学”之所学“并不限于能识难字，能读难读的古文，能咏和歌和做诗”，关键在于让人明白独立、平等、自由的可贵，让人知道争取独立、平等、自由的途径，他把这些视为一个人做人的“本分”。一个人要明白这些事理就必须“求学”，“这就是学问所以成为首要任务的原故”，这也是他写作《劝学篇》的主要原因。
他说每个人都不可恣情放荡妨害他人的权利与自由，同样要是别人妨害了自己的权利与自由，也要不顾一切地奋起反抗：“依凭天理，个人和国家都是应当自由和不受拘束的。假如一国的自由遭到妨害，就是与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假如个人的自由遭到妨害，则政府官吏亦不足惧。”这简直就是西方人“不自由，毋宁死”的日本翻版。
与福泽谕吉之张扬个体自由、平等、独立这些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恰恰相反，张之洞极力维护传统专制社会的三纲五常，不仅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当作“出之于天”的“道之大原”，“天不变，道亦不变”；而且还把是否遵循伦纪纲常作为判定华夷人兽的标准：“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由此他推出的结论是：“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张氏在《劝学篇》内篇《正权》是一篇“奇文”，主旨是为了伸官权而灭民权，认为民权是国家“召乱”之源：“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呼！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文中反复论述“民权”“无一益而有百害”。他举出的四条倡导“民权”“无益”的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其中第三条理由尤其荒唐：“若尽废官权，学成之材既无进身之阶，又无饩廪之望，其谁肯来学者？”这不知是哪家的逻辑，倘若废除了当官的特权，学成当官又捞不到什么好处，那谁肯忍受头悬梁锥刺股的苦头发愤读书呢？张之洞就是这样给青矜学子“劝学”的：好好学习吧，学好就能升官发财，就能光宗耀祖，就可以骑在没有“民权”的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两千年之前，荀子“劝学”是希望后辈才智上“青出于蓝”；两千多年之后，张之洞“劝学”竟然是诱之以“进身之阶”和“饩廪之望”，真不知“今夕何夕”！在一个民权日张的时代，民族精英“劝学”却在诅咒民权，除了一声叹息，还能说什么呢？
福泽将个体的自由独立视为文明社会的核心价值：“人民若是没有独立的精神，那些文明的形式也就终于会成为无用的长物了。”日本的远山茂树因此对这位启蒙先师充满敬意：“福泽所作的启蒙的卓越之处恰恰在于与维新政府的国家的独立在先个人的独立在后、社会的文明在先个人的文明在后、培养统治者在先教化被统治者在后这一开化政策的程序反道而行，紧紧抓住个人的独立、个人的文明和对小民的教化这些所谓‘来自下面’的问题。”
从阐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又进而推论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人们无论贫富强弱，又无论人民或政府，在权利上都是没有差别的。兹再推广此意来讨论国与国的关系：国家是由人民组成的，日本国是日本人组成的；英国是英国人组成的。既然日本人和英国人都是天地间的人，彼此就没有妨害权利的道理。一个人既没有加害于另外一个人的道理；两个人也没有加害于另外两个人的道理；百万人、千万人也应该是这样。”国与国之间就和人与人之间一样，“国家虽有贫富强弱之别，但如现在有些国家想凭仗富强之势欺负弱国，则和大力士用腕力拧断病人的手腕一样，就国家权利来说是不能容许的”。
就个人方面来说，思想自由源于怀疑精神，怀疑精神需要个人有挑战权威——尤其是思想权威的勇气，轻信盲从正是由于对权威的畏惧胆怯，平民这种畏惧怯懦又是在长期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中形成的。“追溯西方各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的根源，可以说都是从怀疑出发。”他举例说，“美国人民怀疑英国成文法的束缚，起来反抗，终于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今天一般人都认为男子主外，女子治内，好像是天经地义，但密勒的‘妇女论’则主张打破这一万古不变的陋习”。在欧美，“一种议论产生，就有另一种学说来驳倒它，异说纷纭，不知其极。较之亚洲人民轻信虚妄之说，为巫蛊神鬼所迷惑，一闻所谓圣贤之言即随声附和，万世之后还不敢逾越，其品行之优劣，意志之勇怯，实不可同日而语”。
福泽谕吉少年时代受到儒学的濡染很深，青年时期又接受西方文化的洗礼，并几次出洋目睹欧美各国社会现实，这使他对汉、洋文化的长短优劣有深切感受，这也使他后来猛烈抨击儒家的“道德纲常”，对“在封建时代，人与人之间，有所谓君臣主仆的关系支配着社会”极为反感。“福泽在社会价值上对统治者勇猛批判和关于消除官尊民卑弊端的主张，在明治初年至他晚年约三十年的论著中是一贯的。”福泽的见识超过常人之处在于他更进一步追问：“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政府在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
在张之洞看来，中国百姓就不能自己给自己做主，就不能享有人人平等的权利，他将“人皆自主”看成洪水猛兽：“夫一哄之市必有平，群盗之中必有长，若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士愿坐食，农愿蠲租，商愿专利，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人与人之间一享有平等，中国就将灭亡，人类就要灭绝，谁还敢再提倡人人平等呢？人的平等是人的自由与独立的必要条件，连人与人的平等都要扼杀，更何谈人的自由与独立呢？一旦人人平等就要“尽灭人类”，一旦人人自由独立宇宙岂不爆炸？
张之洞接着从“学术”的角度，分析西方并无“民权”的推论更是“绝妙”：“近日摭拾西说者甚至谓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此语出于彼教之书，其意言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耳，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泰西诸国，无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国必有政，政必有法，官有官律，兵有兵律，工有工律，商有商律，律师习之，法官掌之，君民皆不得违其法。政府所令，议员得而驳之。议院所定，朝廷得而散之。谓之人人无自主之权则可，安得曰人人自主哉！”中国与福泽同时的堂堂朝廷大员和社会精英，竟然发出如此荒谬无知的高论，我们除了悲哀之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因此，福泽在《劝学篇》中着墨最多的便是如何养成勇敢独立的品格。在当时的日本，国家的独立和个人的独立都非常紧迫，福泽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将个人独立置于国家独立之前，他认识到，个人独立是国家独立的必要条件，没有个人独立国家独立就无从谈起。《劝学篇》第三篇的小标题就是《人人独立，国家就独立》，作者认为虽然“国与国是平等的，但如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他从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能深切地关怀国事”，“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欺人”。独立的精神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福泽批评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思想：“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事依赖他人，那么全国都是些信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这就好比盲人行列里没有带路的人，是要不得的。有人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假定社会上有一千个瞎子和一千个明眼人，认为只要智者在上统治人民，人民服从政府的意志就行。这种议论虽然出自孔子，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福泽谕吉提醒世人，如果人民在国内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在世界就没有独立的可能，当士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人都独立起来了的时候，就用不着担心国家不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福泽的结论是：“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为了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的风气”，他特地写了专篇《论学者的本分》。他认为学者应该“站在学术的立场”，“协助政府完成独立”，学者不应该“羡慕官，依赖官，害怕官，谄媚官”，学者要树立刚正不阿傲然独立的正气。
《劝学篇》第一章就开门见山：“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即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封建社会就是一个等级制的社会，人一生下来就处在世袭的等级格局之中。在日本幕府时代，平民冠姓和骑马都是非法的，且不说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将军饲养的鹰比人还要尊贵，在路上碰到‘御用’的马就要让开，总之只要加上‘御用’两个字，就是砖石瓦片也看成非常可贵的东西”，人们对此“一方面虽然憎恶，一方面又自然相习成风，从而在上下之间造成恶习”。福泽在该书中反复阐述人人平等的道理：“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象形态上的平等，而是基本权利上的平等。”
为了否定人与人的平等，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明纲》中还强词夺理地说：“西国”和华夏一样固有“君臣之伦”“父子之伦”“夫妇之伦”，并威胁说若不认同“三纲”，就既自外于中国也自外于人世，成了“非驴非马”的怪物，“吾恐地球万国将众恶而共弃之也”。张之洞的逻辑将绝大多数中国人陷于人生选择的两歧：要做中国人，就得谨守三纲五常的核心价值，要是否定三纲五常，就不配做一个中国人，甚至就变成了“非驴非马”的怪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