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流刑制度对后世的刑罚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奠定了后世五刑制度的基础。具体而言，北朝的流刑制度有如下特点：
为什么流刑制度正式实施于北朝，这里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吗？
其一是废除肉刑后，斩右趾者弃市，生刑入死刑，这显然是徒有轻刑之名，而有重刑之实（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事实上，文帝以笞三百、笞五百分别代替劓刑、斩左趾本是仁慈之举，但在实际执行中又因笞刑数太多，笞刑部位为人体背部要害，而使许多罪不当死者也被打死。一时出现受刑人“率多死”的局面。笞刑于是成为名副其实的死刑。
对于这个问题，北魏高宗与其臣僚曾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陇西王源贺曾上书高宗：“臣闻人之所宝，莫宝于生命；德之厚者，莫厚于宥死。然犯死之罪，难以尽恕，权其轻重，有可矜恤。今就寇游魂于北，狡贼负险于南，其在疆场，尤须防戍。臣愚以为非大逆、赤手杀人之罪，其坐赃及盗与过误之愆应入死者，皆可原命，谪守边境。是则已断之体，更受全生之恩；徭役之家，渐蒙休息之惠。刑措之化，庶几在兹。《虞书》曰：‘流宥五刑’，此其义也。……高宗纳之。已后入死者，皆恕死徙边。久之，高宗谓群臣曰：‘源贺劝朕宥诸死刑，徙充北番。诸戍自尔至，今一岁所活殊为不少，生济之理既多，边戍之兵有益’。”这一段对话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既然边防压力如此之大，兵源又如此紧张，那为什么不将一部分死刑犯“废物利用”，这既可以换一个君上仁慈的好名声，让犯人感激涕零，拼死效力，同时又可以解决兵力问题，还可以开发西北边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从而达到“奸邪可息，边陲足备”之目的。一箭三雕之策，何乐不为。然而，如果想想流放戍边之人所处的地点“春风不度”，如此萧瑟荒凉，以及流人遥望故土，今生今世却无法返回的内心悲苦，并且随时遭遇战争，生死悬于一线，那这种刑罚其实也就不那么仁慈了。说穿了，统治者从来就没有把百姓当成人，更何况罪人，百姓的生命不过是实现统治目的的工具，只不过有时披着所谓仁慈的外衣。
其二是在徒刑与死刑之间没有过度的中间刑，导致不同刑种之间轻重失衡、罪刑失当。作为一种刑罚体系，它必须由轻重不同的刑罚方法组成一个层次鲜明的有机体，各种刑罚应当具有良好的衔接性。旧五刑虽以肉刑为主，过于残酷，但是生、死刑之间还是能够做到轻重衔接的。如今肉刑被废除，又缺乏衔接死刑的中间刑，经常会出现轻重失衡的局面，“死刑既重，生刑又轻”的现象屡有发生。面对这种现象，在缺乏限制国家刑罚权法治思想的古代，司法官员也就习惯于“从重、从快”了，结果那些本来不该处死的人都被“严打”了，滥杀、多杀的不良后果也就不可避免，“一时所杀岁以万计”。
第一，流刑被正式列为五刑之一，位列死刑和徒刑之间，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而在先前，虽然秦汉已有迁徙刑，但它并未成为法典中的正刑，它主要是针对判死罪人员的恩赦，只是一种“减死罪一等”的临时变通的措施，并不属于正式的刑种。据《魏书·刑罚志》记载，北魏的法定刑有五种，即死、流、徒、鞭、杖。流刑为死刑之下、徒刑之上的固定刑种。北齐、北周和北魏大致相似，北齐刑制为：死、流、刑（徒）、鞭、杖，北周亦为杖、鞭、徒、流、死五等。这显然和隋唐等后世的新五刑基本相似。流刑作为生死之间的中间刑的地位为法律所确定，这也就解决了肉刑废除后刑罚体系的轻重悬殊导致的弊端。
针对废除肉刑出现的弊端，汉末魏晋时期围绕肉刑的存废问题有过旷日持久的争论。但是肉刑终究没有在魏晋之际恢复，究其原委，可能是肉刑的名声太不好听了，魏晋的最高统治者都不愿意背上残暴的名声。虽然一些统治者认为恢复肉刑有一定必要性，但一遇到反对意见，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斟酌再三，恢复肉刑也就始终是一个建议，而没有成为现实。在肉刑存废之争中，王朗可谓是坚定的反对者，他认为可以劳役刑作为中刑代替肉刑。这种建议为北朝统治者所借鉴，他们正是基于王朗的这一设想，在前代经验上，提出“赦死从流”这一创造性的思想。流刑终于成为正式刑种，刑制轻重不当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肉刑基本上被扔进历史的垃圾桶，刑罚向着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文帝除肉刑的具体内容是：以髡钳城旦舂（重劳役刑）代替黥刑，以笞三百代替劓刑，以笞五百代替斩左趾，以弃市代替斩右趾。然而这种改革存在两个重大的弊病：
这就不得不从汉文帝废除肉刑说起。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刘恒废除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两千多年的肉刑。这一改革无疑其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得奴隶制旧五刑向封建制新五刑进化，标志着刑罚从野蛮逐渐向文明迈进。但是，在改革之初却出现了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废除肉刑不仅没有降低刑罚的残忍性，反而使得其残忍性有所加大。
第二，流刑的目的是惩戒与戍边并重，将流人徙边为兵是当时普遍的一种形式。其实在秦汉时期，迁徙刑就已经具备这一目的。秦二世时大赦“徙”者从军抗击陈涉义军，显然就是将罪人充军以抗强敌。西汉时也经常让罪民西征西域匈奴，如汉代的“屯戍法”，就是将罪人发配边疆，从事农业生产，供应军需，同时本人又作为兵士，抵御匈奴。所以沈家本说：“徙民实边之策实创于错（指晁错），不独汉代行之有效，乃千古至计也……”由于南北朝时期，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兵源紧张是一个普遍现象，这就不得不重视罪人这一庞大群体的人力资源了。
流刑正式进入法典是在北朝时期，北朝诸代统治者总结了迁徙刑施用七百余年的经验，将“赦死从流”确定为量刑原则，流刑制度正式形成，成为封建五刑介于死刑和徒刑之间的常刑。这在中国刑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肉刑被彻底抛弃，表明刑罚从重到轻的进化规律，也体现了人类从野蛮逐渐走向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