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多年后，时年22岁的青年才俊苏轼感伤屈原之事，遂作《屈原庙赋》愤然高呼：“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机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苏轼认为，屈原为士人的万世楷模；但屈原之后大多数士人却成圆滑庸碌的奸诈小人，这是为什么？他指出，罪恶的根源不在士人，而在朝廷。不幸的是，正如屈原哀悼鲧之受罚不公一样，苏轼后来也因政敌攻击，因言获罪，流放黄州。为什么历史老是周而复始！
流放在我国起源很早，据传原始社会末期尧舜时即有流放之刑。当时这种刑罚主要是针对氏族内部不听话的成员所实施的一种惩戒。《尚书·尧典》中有“流宥五刑”的记载。有人把它解释为：“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本族成员犯罪本应处以墨、劓、刖、宫、大辟之刑等酷刑，但为宽大起见，改用流放作为宽宥。
流放是中国古代五种主刑之一，所谓笞、杖、徒、流、死。流放在五刑中仅次于死刑。它在刑罚体系中有点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无期徒刑，处于死刑与有期徒刑之间，有限制死刑滥用的功能。
流刑在中国一直保留到20世纪，这一事实本身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宗族观念的强大。在中国，人们普遍存在祖宗崇拜的泛宗教意识形态，安土重迁，不愿远离故乡，不愿与自己所属的宗族共同体分离，就算死亡，遗体也应运往故乡，与先世祖宗共葬一地。这种观念直到今天仍然为很多国人所坚信。因此，不难想象，流刑对人宗族依附价值的剥夺所造成的巨大痛苦。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
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远离故土，一去不返，这无异于一种莫大的痛苦。小草恋山，野人怀土，对于乡土观念极重的古人，强迫他们到一个语言不通，风俗相异的地方长久居住，甚至终生不允许他们返回旧土，这种所谓流放的刑罚较之死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进入奴隶社会以后，虽然当时的刑罚体系以肉刑和死刑为主，但是流放之刑也有使用，但其主要还是一种政治斗争的工具，并非通常之刑。夏商周三代均有流放的记载，如商朝太甲帝由于不遵祖宗之法，统治暴虐，于是被辅政大臣伊尹流放商汤所葬之处桐宫。当然太甲的运气不错，伊尹并不想取而代之，让太甲流放桐宫，只是让他闭门思过。三年以后，太甲重归善道，伊尹又将政权返还太甲。
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虽然秦朝之前已有流放的萌芽，但它和后世作为五刑之一且仅次于死刑的流刑并不相同。
如尧舜时期著名的“四凶”案件。四凶者，共工、讙兜、三苗和鲧，皆为华夏部落首领，四人及其部落都被流放。《山海经》说共工曾与颛顼争帝，没有成功，于是怒触不周山，搞得天柱折，地维绝，弄得是天倾西北，日月星辰移转方向，东南地面出现了大窟窿，一时洪水滔天。可能是当时势力太大，颛顼帝倒也没怎么惩罚共工。可是到了颛顼侄孙尧帝之时，共工势力衰微，于是被打入“四凶”之首，流放幽州，用来改变北方少数民族（北狄）的习俗。这可谓是一箭双雕吧，既惩罚了政敌，又废物利用让其作为防御北狄的第一道防线。讙兜可能与共工关系不错。相传，尧年老的时候，在部落联盟会议上提出后继人问题，讙兜推荐共工，尧当然没有同意。后来舜在协助尧理政时，就把讙兜打入“四凶”之中，流放到了崇山，用以改变南方少数民族（南蛮）的习俗。另两位“四凶”成员就是三苗和治水失败的鲧了。前者被流放到三危，以改变西边少数民族（西戎）的习俗，后者被流放到羽山，用以改变东边少数民族（东夷）的习俗。其中最冤的可能是鲧了。鲧是颛顼帝之子，大禹之父。鲧治水九年，殚精竭虑，勤奋忘我，无论在工程上还是精神上，都建造了比较良好的基础，如果没有鲧打下的治水基础，他儿子禹能否顺利完成治水任务可能就很难说了。所以屈原曾为鲧叫过屈，但有意思的是，屈原后来也被楚王流放。历史上“忠而被逐，情何以堪”的悲剧曾反复上演。
但是后世的流放则是将犯罪者放逐到本国控制范围内的边远地区，而非国门之外，犯罪者还在中国境内，当然流放的地点肯定好不了，通常是极远而无人烟的地方。另外，先秦的流放刑罚主要针对政敌，但是使用并不普遍，尤其是春秋、战国之际，多国并立，楚材晋用，各国非常注重人才，“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如果将一能人“流放”出境，不但起不到惩戒的作用，而且等于把人才推向敌国，有百害而无一利，所谓“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叛魏魏伤”。而后世的流放则比较普遍，这主要是天下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是这种无比悲怆的国恨家仇成就了屈原不朽的文学奇葩。屈原所流放的地方在当时可谓人迹罕至，荒凉异常。屈原的《涉江》对此有过记载：“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恶劣的自然环境，悲苦的境遇让屈原这位昔日的贵族“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更让他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无比折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虽然屈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仍希望有朝一日报效国家，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但当国破家亡之际，屈原感伤自己报国无门，在政治理想完全破灭之时，作《怀沙》之赋，抱石沉江以身殉国，享年63岁。
上古的流放，罪犯或政敌要被驱逐出国门。这就是《礼记·大学》所说的“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的人，仁德的君王会将他们流放，不让他在中国居住，让他与蛮夷为伍。想想看，那时的国家概念是宇宙之国，宇宙最中央才配称中国。将你驱逐出中国，与野蛮人生活在一起，这种惩罚可够重的。所以，《庄子·徐无鬼》说：“子不闻夫越之流人乎？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月，见所尝见于国中者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离开中国数日，见到自己的熟人就开心；离开中国数月，见到以前在中国见的东西，就高兴；离开中国数年，见到长得像人的东西就狂喜。总之，那时和现在不一样，出国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春秋战国时期也有流放刑萌芽，其中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莫过于上文提到的屈原了。屈原名平字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曾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坚决主张联合六国共同抵抗秦国。无奈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变法伊始，屈原就遭到以怀王庶子子兰为首的楚国贵族集团的仇恨和排挤，他们在楚怀王面前造谣中伤，怀王误信谗言把屈原降职为“三闾大夫”。屈原虽被降职，但仍关心楚国命运。当秦国为了破坏六国联盟，派特使张仪来楚国游说时，屈原冒死进宫劝说怀王不要上当，但怀王却将屈原放逐到汉北，也就是今天的湖北、河南交界一带。待到楚怀王觉察受骗，才想起重新起用屈原。可是，时隔不久，当秦邀请怀王到秦地武关（今陕西商南县西北）会见秦昭王，对于这明显的鸿门之宴，怀王却听信子兰的怂恿亲去武关，对屈原的苦苦哀劝无动于衷，最后咎由自取，一入关即被秦兵生擒，最后客死秦地。可悲的是，怀王之子顷襄王即位后居然让罪魁祸首的子兰担任最高官职令尹，屈原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子兰为打击政敌屈原，在顷襄王面前不断造谣，顷襄王一气之下把屈原赶出朝廷，流放到鄂渚（今湖北武昌县境内），继而更加远逐到溆浦（今湖南中西部）。
其时为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夏历五月初五日，后来这一天成了端午节，人们希望用这个节日永远纪念伟大诗人的不朽灵魂。屈原死后不久，楚为秦所灭。但是屈原这位悲剧英雄却永远为世人所铭记，并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但事实上，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人的生存环境非常艰难，每个人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将人逐出氏族事实上可能和杀了他差不多。此外，和任何刑罚一样，流放也是镇压异己，政治斗争有力武器。在当时，流刑曾广泛应用于部落联盟内的某些斗争失败的氏族首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