笞杖本是轻刑，统治者为了标榜自己儒学治国，慎刑仁德，在严厉打击严重犯罪的同时，对于判处笞杖等的轻微犯罪，有时也会从轻发落，允许以经济手段赎减，让罪犯改过自新。元人董鼎谈及此事，曾说：“舜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轻者乃许以金赎，所以养其愧耻之心而开以自新之路”。《唐律》就曾按照笞刑的等级配以相应的赎金，从笞十下到笞五十分别赎铜一斤到五斤，杖刑从杖六十到杖一百分别赎铜六斤到十斤。宋代刑法也规定：笞刑十下，赎铜一斤，免打三下；二十下，赎铜二斤，免打十三下；三十下，赎铜三斤，免打二十二下；四十下，赎铜四斤，免打三十二下；五十下，赎铜五斤，免打四十下。杖刑也是如此，应打五十至一百的，分别赎铜五至十斤，免打三十七至八十下。明朝朱元璋时期，《明会典》也有类似规定：各处知府、知州、知县，有犯公罪而笞四十以下者，许令赎铜，每笞一十赎铜半斤，每杖一十赎铜十斤。成化年间，赎铜改用赎马，随后又改用钱赎，如“宣德二年，定笞杖罪囚，每十赎钞二十贯”。景泰以后，赎钱的数目越来越大。景泰元年（1450），“令问拟笞杖罪囚，有力者纳钞：笞十，二百贯，每十以二百贯递加，至笞五十为千贯。杖六十，千八百贯，每十以三百贯递加，至杖百为三千贯”。也许是考虑赎刑的范围太大，明世宗年间，政策又有所变化，只规定笞刑可以赎免，而杖刑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