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讲述尼采对基督教声名狼藉的攻击的背景。基督教的温顺、宽容、忍耐和慈爱只不过是经过伪装的怨恨，这种怨恨是无能的，它不敢有所为，所以只能温顺、宽容，除了表现慈爱，它不敢呈现别的模样，尽管它在梦想着天堂和地狱。这种态度与罗马帝国的奴隶有很特别的关系，他们很早就接受了基督教，因此尼采就说到了道德领域中的“奴隶革命”和“奴隶道德”。他将“奴隶道德”与其他文明中的“主人道德”进行了对比，但他自己的伦理学却与这两种道德有明显的差别。它与“主人道德”不同，因为尼采强烈地谴责了任何无视弱势人群的行为，比如，摩奴法典中对于被放逐者的处理。另一方面，尼采对于基督教道德的批判主要是围绕着与之相关的心态问题展开的，也就是怨恨。尼采所说的怨恨是对于那些胜过自己的人们的一种隐秘的仇恨和嫉妒，以及那种对复仇的舍弃，这种舍弃与如下信仰密不可分：“报复在我；我得报应，主说。”（《罗马书》12章19节）因此，尼采“对一切价值的重估”并没有一个新的价值列表，而只是对他所认为的基督教伦理进行了内在的批判，他竭力要证明，通常那些被视为当然的基督教道德，在用他们自己公认的标准去评判的时候，却是不道德的。
第一节 尼采的前辈
尼采并非寻常意义上的非理性主义者。可以断定，理性是权力意志的工具，但它是独一无二的工具，没有了它，人类就无法取得终极的权力或幸福。只有理性能够使我们的冲动得以整合和升华，没有了它，人类从本质上说就依然是禽兽。因此，尼采就在理性的名义下批判基督教信仰；他认为理性的贬值和对于消灭激情的鼓吹是相互依赖的，在有些基督教作家中就是这样。那些缺乏理性力量的人无法驾驭自己的冲动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他们要么向冲动屈服，要么就竭力消灭它们。
尼采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大都是通过他死后出版的笔记作品勾勒出来的，因此就不如之前描述的那些观点那样连贯、明晰。宇宙被认为是由有限数量的“力量子”构成的，与莱布尼茨的单子类似。每个单子的本质都与其他单子的关系密不可分，因此，尼采坚持了内在关系说。每个单子都在追求权力的加增，这一点丝毫不逊色于人类；但并不存在终极的进步，只有永恒的轮回。此外，每个单子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来解释其他的单子，这就暗含有视角主义的成分。但是哲学家已经错误地将范畴和公式作为真理和实在的标准；他们天真地将人类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癖好—作为万物的尺度，即“真实”与“虚幻”的标准。如此一来，世界就被割裂成了真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界，生成、变化、多元和对立的世界丧失了名誉并遭到了诽谤。真实的世界被人们称为表象和假象的世界，是虚假的；而虚假的世界，那个虚构的、超感官的永恒世界却被吹捧成是真实的。然而，“起作用”的东西，甚至于对于生存来说必需的东西，未必一定是“真实”的事物。有甚于生存，我们觊觎“权力”；被如此认定的状态与自我欺骗是无法调和的。因此，虽然人类的求真意志确实可能会妨碍其生存，但尼采依然接受了求真意志的优先权。
研究著作有：C.Andler的《尼采：其人其思》，六卷，1920年~1931年；A.Bäumler的《哲学家和政治家尼采》，1931年；E.Bertram的《尼采：向着神话的尝试》，1918年；C.Brinton的《尼采》，1941年；E.Förster-Nietzsche的《尼采生平》共两卷，分为3册，1895年~1904年；雅斯贝尔斯的《尼采》，1936年；L.Klages的《尼采的心理学贡献》，1926年；A.H.J.Knight的《尼采生平及其著作之各个方面》，1933年；K.Löwith的《尼采关于同者永恒轮回的哲学》，1935年；G.A.Morgan的《尼采的意图》，1941年；H.A.Reyburn的《尼采：一个人性哲人的故事》，1948年；G.Simmel的《叔本华和尼采》，1907年；H.Vaihinger的《作为哲学家的尼采》，1902年。尼采文学多达千卷。对尼采的深层阐释在考夫曼的作品中发展得更为详尽，《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0年。
对于这些问题，由于无法给出让自己满意的解答，尼采改变了追问的方向，并撰写了一系列因其心理学洞察力而闻名的格言式著作，其中很多作品都—引用弗洛伊德的话说—“以一种让人吃惊的方式与心理分析的艰辛成果相符合”。最终，这种不系统的思考达到了顶点，归纳结论为：人类的行为可以归约为单一的基本冲动—权力意志。只有在非常特殊的贫乏环境中，生命才会被高度重视，仿佛它就是终极目的；但人们不应该像达尔文那样，“错把马尔萨斯当作自然”。人类所渴望的不仅仅是对存在状态的保持，而是对存在的加强，也就是获得更大的权力。在竞争中取胜（这是古希腊文化和教育中的突出因素）、打动他人的能力、艺术创造力和哲学家对宇宙的理智征服都是这种权力的例证，禁欲者的自我征服和殉道者的所理解的不朽，也都是如此。这种观点与对快乐原则的明确拒绝相一致。人们最终欲求的不是快乐—如果这一词语意味着没有痛苦的话。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人们自愿地牺牲快乐并招致痛苦；在创造性活动中得以表现的权力提供了终极的幸福，这是所有人都渴望的，尽管它包含有巨大的痛苦和不适。幸福—从终极欲求状态的意义上讲—并不是对于没有痛苦的快乐时刻的主宰，而是对权力的占有和创造性的应用。追求这样的幸福需要一种高度的自律，因为只要我们依然为动物性欲望所支配，我们就无法拥有伟大的权力。通过升华自身的冲动并创造性地运用它们，人们就可以将自身超脱于禽兽之上，并获得人类所独有的尊严，在先前的哲学家看来，这种尊严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些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就是“超人”，并且尼采认为，这样的超人确实在过去的历史中偶或出现过—歌德或许就是最近的例子。超人的优越性并非出于种族的作用，在各种大不相同的文化中，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物。
第四节 对基督教的攻击
一些形式的同情心和邻人之爱也由于其他的原因而受到谴责。要完善自我，就需要对自己狠，人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是“逃向”了邻人，“并乐意于将此变成一种美德”。尼采之所以反对同情，完全在于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即痛苦必然是罪恶。如果人们最渴望的是“权力”，那么一定程度的痛苦就是不可或缺的，它既是自我控制的手段，也是创造性生命的元素。不应该通过怜悯来表达对于同胞的爱，而应该是帮助他们获得更为丰富的存在状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时候要对他们狠一些，并在竞争性的努力中与之对抗。因此，我们应该彼此成为对方的导师和鞭策。只要道德的目的植根于—人类因其本性而受制于欲望—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尼采的伦理学就可能被视为自然主义。
第二节 权力意志
青年时期的尼采极其崇拜叔本华，并且在其影响下在发现了古希腊人中“悲剧的诞生”的线索，这条线索在于“酒神”和“日神”的区别—这两个概念分别反映了作为意志的世界和作为表象的世界的思想。酒神与音乐相关，更为普遍地指向人性中的激情方面，这种激情在酒神节日中找到了发泄口；而日神与视觉艺术相关，更为普遍地指向人类的规训和赋型（form-giving）原则。悲剧从酒神合唱发展而来，它的产生是两条原则融合的结果。然而，《悲剧的诞生》的中心论点却是直接指向叔本华的：古希腊人对于人生之苦难的敏感性并不亚于叔本华，但他们没有像叔本华那样以一种佛教徒式的否定来回应意志；相反，他们从艺术中获得慰藉，在他们的悲剧中，古希腊人为生命欢庆，因为“从根本上说，虽然（生命的）表象千变万化，但它却不可摧毁、强大而且欢愉”。后来，尼采进一步发挥这一主题，认为巨大的力量在于其承受巨大苦难和创造性地应对巨大挑战的能力，并将看似有害的事物转变成自己的优势；他称这种能力为“酒神精神”。在他的后期作品中，这一术语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先前是酒神和日神，而今则由“酒神精神”指代二者的综合体。
第五节 理性的功用
第六节 形而上学和认识论
尼采的影响是巨大的，但通常都是有害的。他的风格，要么是格言式的—《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尤为突出—要么就是高度象征性的，对于夸张和修辞对仗的热衷更使得他极易为人们误解，尽管这并非他的初衷；在他死后，他妹妹出版其笔记的方式—尤其是那些包含在《权力意志》标题之下的那些笔记—从学术的观点来看，不仅令人生厌，而且极其误导视听。结果，尼采的批评者和崇拜者，包括纳粹在内，都忽视了他对于升华的重要坚守，而是把他对基督教的攻击和权力意志概念解释为野蛮兽性和恣意妄为。与尼采的名字时常联系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一种“影响”，在英语世界中尤其如此；但他的思想对于现代一些最著名的作家、神学家、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同样毫不逊色。的确，很多当代德国哲学家都感受到了尼采的影响：齐美尔的文化哲学，费英格的实用主义，斯宾格勒的历史哲学，舍勒的现象学，还有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此处仅是聊举数例而已。性情和兴趣大相径庭的人都从尼采的作品中得到了启示，尼采的哲学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变得“时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后它将永远“时髦”下去。
尼采的著作有：《悲剧的诞生》，1872年；《不合时宜的沉思》，共四篇，1873年~1876年；《人性的，太人性的》，共三篇，1878年~1880年；《朝霞》，1881年；《快乐的科学》，1882年，1887年；《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共四篇，1883年~1892年；《超善恶》，1886年；《论道德的谱系》，1887年；《瓦格纳事件》，1888年；《偶像的黄昏》，1889年；还有尼采的遗嘱执行人出版的著作：《敌基督》《尼采反对瓦格纳》和《瞧！这个人》。尼采1884年~1888年间的笔记作为《权力意志》于死后出版，但编排并非出自尼采本人。尼采的德文作品集有好几个版本，最重要的是大八开本版（Grossoktavausgabe），共二十卷，还有最近的全集版（Musarionausgabe），共二十三卷，1920年~1929年，上述两版本都包含有索引卷。尼采的大部分书信都可以在《书信总集》中找到，共有五卷，分为6册，1900年；但他与瓦格纳、奥夫贝克（Overbeck）和史特林堡（Strindberg）的通信的出版则更迟一些。《历史考订版》的尼采著作和书信集按照时间顺序编排，于1933年开始，尚未编到尼采的第一部作品。尼采全部作品的翻译收入《全集》，Levy编辑，1909年。《尼采的哲学》中收有5部尼采作品的译文（现代图书馆）。
尼采同时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像他的很多同代人那样持有乐观主义，并在进化理论中找到无限进步的许诺。相反，尼采对于达尔文否定人兽之间的肉体差异这一事实中所暗含的潜在危险感到震惊：这种学说可能会摧毁西方传统中人类的独有尊严，尼采担心人们因而完全丧失彼此间的尊重，并且会有极为糟糕的历史结果。因此，尼采为自己设定了一项任务，即创造“一幅新的人类图画”，挽回人类自身的尊严感。进而，他追问自然主义的道德是否可能，也就是说，在超自然的裁断之外是否有人类价值的可能。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这个科学主宰心灵的时代丢失了对于神圣启示的现实信仰，并处于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的危险之中。
第七节 尼采的影响
尼采生于1844年，他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尼采在莱比锡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并于1869年被任命为瑞士巴塞尔大学的文献学教授。他成了一位瑞士公民，但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他离开大学，在普鲁士军队中担任了一名医疗勤务兵。在此短暂的兵役之后，他返回了巴塞尔，健康状况糟糕透顶。他开设的课程有《柏拉图之前的哲学家》《柏拉图对话研究导论》和《希腊文学史》。瓦格纳当时生活在巴塞尔附近，他成为了尼采的好朋友；但是，当这位作曲家回到拜罗伊特之后，尼采对他的批评渐渐增多。“大师”—瓦格纳喜欢的称呼—似乎成了尼采精神独立道路上的障碍；此外，瓦格纳成了德国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象征，这两者都是尼采所深恶痛绝的。瓦格纳的《帕西法尔》被尼采认为是对基督教的极其伪善的顺从，几乎同时，受到伏尔泰的一句格言的启示，他完成了《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标志着他同瓦格纳的决裂。1879年，尼采从大学教席辞职，理由是健康不佳，此后的十年间，他极其孤独地生活在意大利北部和瑞士等地。他的著作大都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直到1888年，布兰德斯（Brandes）开始在哥本哈根开设尼采讲座。此后，尼采的名声就像野火一般传播。但他自己并不知晓，因为在1889年，他的精神彻底崩溃，直到1900年去世，一直处于精神病状态。
与超人的概念相关联，尼采又发展出了永恒轮回学说。他首先在毕达哥拉斯主义者那里遇到这个概念，而后总结说，这是纯粹科学推理的逻辑结论。假定宇宙已经存在过无限漫长的时间，而宇宙的组成部分却是有限数量的原子或者“力量子”以及有限的能量，那么很自然，只可能存在着有限数量的不同组合方式；因此，同样的事件组合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永恒轮回。这种思想剥夺了历史的全部目标或目的，但对超人来说却并非可怖之事。超人毫无保留地、充满欢愉地肯定自己的创造性存在，肯定生命的每时每刻，这反而使得他欢迎永恒轮回。只有那些生命缺乏目标的人和那些根本就不满足的人，才会需要一种对于宇宙目的的信仰，这种信仰可以使他们得到救赎，天堂给他们带来满足，而地狱却是为了那些他们暗自嫉妒和憎恨的人。
第三节 永恒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