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哲学参考书
一般的哲学史：J.Royce，《近代哲学的精神》，1892年；R.Falkenberg，《近代哲学史》，A.C.Armstrong译，1893年；R.Adamson，《近代哲学的发展》，1903年；H.Höffding，《近代哲学简史》，C.F.Sanders译，1912年；以及《近代哲学史》，两卷本，B.E.Meyer译，1924年；M.W.Calkins，《哲学的持久问题》，1925年；W.Windelband，《近代哲学史》，两卷本，1899年；F.Ueberweg，《哲学史》，G.S.Morris译，两卷本，1903年；A.S.Dewing，《近代哲学史导论》，1903年；E.A.Singer，《近代思想家及讨论的问题》，1923年；H.W.Dresser，《近代哲学史》，1928年；D.W.Gotschalk，《近代形而上学》，1940年；W.K.Wright，《近代哲学史》，1941年；J.H.Randall，《近代思想的形成：当代理智背景概论》，修正版，1941年；A.Castell，《六大哲学问题》中的“近代哲学导论”，1943年。
哲学家著作选：B.Rand，《近代经典哲学家》，1926年；D.S.Robinson，《近代哲学文集》，1931年；T.V.Simth和Marjorie Grene，《从笛卡尔到康德》，1940年。
第一节 近代的特征
第二节 经验主义和唯理论
个人在宗教和道德方面也摆脱了教会的束缚。人们在理智问题上诉诸理性，与之相一致的是，人们在信念和行为问题上诉诸信仰和良知。个人拒绝承认在他自己和上帝之间的中介。尽管路德和文艺复兴的领导者有所不同，但宗教改革实际上有助于促进宗教、道德和理智的独立精神，并为人类灵魂独立于外在权威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近代哲学在一开始就流露出了近代的精神。我们已经努力描述过这一精神的特征。它在探求真理时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古代希腊人的思想相似。它使得人的理性在追求知识时是最高的权威，在此意义上它是理性主义的。近代的精神又是自然主义的，因为它试图不借助超自然的预设来解释内在和外在的自然。它因此也是科学的，同新科学、特别是同外在自然的科学相联系。
专著：E.Cassirer，《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五卷本，第3版，1923年；Jodl，《伦理学史》，两卷本，第4版，1923年~1930年；W.A.Dunning，《从路德到蒙田的政治理论》，1905年；W.E.H.Lecky，《欧洲唯理论精神的兴起和影响史》，第7版，1875年；H.Laski，《从洛克到边沁的英国政治思想》，1920年；A.O.Lovejoy，《伟大的存在之链》，1942年；A.C.McGiffert，《康德之前的新教思想》，1911年；E.Cassirer，《人论》，1944年，以及《实体与功能》，1923年；A.N.Whitehead，《科学和近代世界》，1925年；E. Zeller，《莱布尼茨以来的德国哲学史》，1875年；Carl Siegel，《德国自然哲学史》，1913年；M. Ettlinger，《从浪漫主义到现代的哲学史》，1924年；S.H.Mellone，《近代思想的开端》，1930年；P.Smith，《近代文明史》，两卷本，1930年；A.Wolf，《16和17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1935年；G.H.Mead，《19世纪的思想运动》，1936年；G.Starton，《科学史研究》，1936年；G.Starton，《科学和新人本主义研究》，1937年；A.Wolf，《18世纪的科学、技术和哲学史》，1939年；J.Needham 和W.Pagel（编辑），《近代科学的背景》，1940年；R.D. Rosenfield，《从动物是机器到人是机器》，1941年；H.Miller，《近代哲学导论》，1947年。
除了这些运动外，我们还将论述通常伴随这些运动的哲学流派，在中世纪哲学那里我们就已经熟悉这些伴随者：怀疑论和神秘主义（信仰哲学），这两种哲学在经验主义或者唯理论的土壤中都可以获得发展。大卫·休谟的怀疑论结论可以被视为洛克的某些经验主义预设的结果，皮埃尔·贝尔的怀疑论结论可以被视为笛卡尔的唯理论理想的应用。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神秘主义在经验主义和唯理论中都可以得到快速发展。中世纪的许多唯名论者都是神秘主义者，近代的许多神秘主义者都具有唯理论的基础。除了这些趋向外，天主教学者仍然坚持旧的经院哲学。
在理智领域也存在着同样现象，同样反对控制，同样要求自由的领域。理性在科学和哲学上成为权威。如前文所述，这一观念已经开始盛行：真理并不是通过权威传递下来，也不是通过教皇诏书颁布，而是通过自由和客观的探究去获得和实现。人们的目光已经从对超自然事物的沉思转向对自然事物的研究，从天国转向尘世—神学将其王冠让给了科学和哲学。物理的和精神的世界、社会、人类制度以及宗教自身都通过自然原因得到解释。中世纪之后这一时期的高级理智生活的特征是：在人类理性能力之内遵守信仰，保持对自然事物的浓厚兴趣，热烈地渴求文明和进步。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不仅是因为自身的原因受到重视并被欲求，还因为它的功用和实际价值：知识就是力量。从弗兰西斯·培根之后，几乎所有近代思想的伟大领导者都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感兴趣，并怀着热烈的乐观主义期望未来的时代在机械工艺、技术、医学和政治、社会改革领域能够取得非凡的成就。
虽然近代哲学的出现是为了反对旧的经院哲学体系，但是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与过去断绝关系。在后来很长的时间里，它的血统中仍然保留着经院哲学的痕迹。早期的近代思想家不断批评经院哲学的方法，但是他们对许多旧的概念全部加以接受，这些概念既影响了他们的问题，也影响了他们的解决结果。神学的偏见并没有完全消失：培根、笛卡尔、洛克、贝克莱和莱布尼茨都接受了基本的基督教教义。诚然，我们不可能总是判断他们的主张是否坦率，但是即使在这一方面的不诚实也是神学影响的一个证据。
在新时代的历史时期，人们的反思精神觉醒，批评复苏，反抗权威和传统，反对专制主义和集体主义，要求思想、情感和行动的自由。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初期开始发挥作用的影响因素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都持续活跃，一直没有停息。政治冲突以有利于国家的形式得到解决，而国家逐渐取代教会成为文明的机构：教会主义让位于国家主义。在国家自身内部，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宪政主义和民主制度的趋势，这一趋势直到今天仍然表现为要求平等权利和社会公正。独立精神适时为反对教会的权威而大声疾呼，并攻击国家的家长式统治。政治的不干涉理论成为个人主义者的理想。在经济领域也表现出同样的精神：奴隶制、农奴制和旧的行会制度逐渐消失，个人摆脱了束缚，要求不受干涉地寻找经济上的解救办法。近代的经济上的个人主义理论通常被称为放任主义。
记住这些，我们可以根据哲学家们对知识起源问题的回答将他们描述为唯理论者（先验主义者）或者经验主义者（感觉主义者）。与起源问题有密切联系的是知识的确定性或有效性问题。近代早期的两派哲学家都赞同感觉知识并不是绝对确定的，唯理论者认为只有理性的或先验的真理可被清晰而明确地理解，是确定的真理，而经验主义者通常否认存在着这样的先验真理，认为可被清晰而明确地理解的真理并不必然是确定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笛卡尔、斯宾诺莎、马勒伯朗士、莱布尼茨和沃尔夫视为唯理论者，而将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视为经验主义者。在一般的认识论方面，唯理论者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经院学者的理智上的后裔，而经验主义者则是唯名论传统的继承者。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思想家在理论上并不总是保持一致。我们是根据思想家在知识起源问题上的一般态度对他们作出了粗略划分。
经验主义者可能在首要或次要的意义上接受唯理论。他们可能认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给我们以绝对的确定性，但同时认为除了在数学之外，并不存在获得真正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用经验主义指我们的经验世界是哲学的对象，而哲学必须解释经验，那么全部近代哲学都是经验主义的。如果我们用经验主义指我们离开经验而获得知识，而纯粹思想或者独立于感官知觉的思想是不可能的，那么近代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验主义的。
近代哲学根据它们将理性或者经验作为知识的来源或标准，被划分为唯理论的和经验主义。但为避免误解，需要强调几点：（1）如果我们用唯理论指这样一种态度：将理性而不是启示或权威作为知识标准，那么所有近代哲学体系都是唯理论的。实际上，正是这一特征使我们将其归为近代。无可否认，有些近代的世界观在情感、信仰、直觉而不是理智上寻找真理的来源，但即使这样的信仰和情感哲学也要努力构建理论，以证明他们把握真理或信仰对象的方法的合理性。（2）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唯理论来指这一观点：真正的知识包含着普遍和必然的判断，思想的目标是一个真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命题彼此在逻辑上相互联系。这是数学上的知识概念，几乎所有的近代思想家都将这一概念视为理想的知识概念。无论他们是否相信实现这一概念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符合数学模型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3）还存在着知识起源的问题，在近代哲学中针对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回答：（a）真正的知识不可能来自于感官知觉或者经验，而是必定在思想和理性中有其基础，有些真理是理性自然或者先天所有—那是内在的或先天的或先验的真理。来源于心灵中的真理是有充分根据的真理。这一观点也被称为唯理论，虽然有些作家更愿意称其为直觉主义或者先验论。（b）并不存在先天的真理：所有的知识都来自于感官知觉和经验，因此所谓的必然命题根本不是必然的或者绝对确定的，而只产生或然知识。这一观点被称为经验主义或感觉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