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谢林生活其中的伟大的诗歌时代和艺术氛围的影响下，他开始将这种直觉视为艺术直观。起初，他把自我意识或者纯粹的自我反省看作是绝对的目的，是精神和生命演进过程中的最高成就，并认为只有在哲学家的直观中才能够经验到这种状态。后来他又把宇宙解释为艺术的作品：绝对在创造宇宙中实现其目的。因此，艺术，而不是哲学知识，是人类最高级的功能。在艺术作品中，主体与客体、理想与实在、形式与质料、精神与自然、自由与必然，都彼此渗透并融合起来：在艺术中，哲学家所寻求的那种和谐通过感性媒介在我们眼前得以实现；那是一种可以看得见、听得着、摸得到的统一性。自然本身就是一首伟大的诗，而艺术可以揭示其秘密。创造的艺术家在实现其理想的同时，甚至也像自然一样进行了创造，因此他们知道自然如何运作；所以，艺术创造就是世界直观的模范：艺术创造才是真正的哲学工具。像艺术天才一样，哲学家必须具备察觉宇宙中的同一与和谐的能力：审美直觉是绝对的认识。与审美概念相似的是有机概念，谢林有时候将其描述为理智直观：那是一种将事物看作整体的能力，看到具体中的普遍、杂多中的统一和差异中的同一。他特意声明，这种功能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能力超越割裂的、孤立的经验材料，不能穿透外壳而进入到实在[1]的内核，他就没有成为哲学家的希望。
我们并不准备详尽地阐述谢林的心灵哲学，就像《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的那样，因为其中对于费希特的依赖十分显著。这种心灵哲学追溯了自我意识在不同时期的历史，从原始感觉到创造性的想象力；从创造性的想象力到反省；从反省到绝对的意志活动。既然所有的生命形式中都是同一原则在发挥作用，我们就可以期盼心灵的活动与自然中发现的那些活动相对应；自然的力量在人类的意识中继续运作。此处采用的方法与费希特的方法一样：若不是绝对自我或能量限制了自身的无限活动并产生出了现象世界，就不可能存在有限的自我；没有这样的现象世界，自我就无法获得自由和自我意识。客观世界是绝对理性的产物，绝对理性生成了感官知觉、思想的必然范畴和个体中的自我意识。自由和自我意识的更进一步的前提是在社会和有组织的国家中的生活。一个孤立的自我不具备关于真实世界的思想，因此也没有自由观念。在这一作为无意识的普遍理性之表现的国家中，自然的自私冲动被普遍意志所控制；个人被无意识地社会化了，并准备走向更高的伦理阶段，在此阶段，人们不是出于强制才做正当的事，而是有意识地、自愿地去做。自我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艺术中得以实现；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模仿自然的创造活动，并意识到这种创造，意识到绝对的活动；的确，在艺术性的创造中，绝对意识到自身的创造力量。认为艺术—而不是道德，像费希特所想的那样—是人类最高贵的能力的观点，在德国文学的黄金时期颇为流行。
同样的法则贯穿了所有的事物：位于事物根基处的本原以同样统一的方式活动，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节律波动。它的活动是扩张和收缩的过程：本原展示出自身潜在或暗含的事物，使自身客观化，也就是说，它走出自身，而后又返回自身，变得更为丰富和强大：在自我意识中，自然既将自身表现为主体，也表现为客体，它进行分化，并在此过程中意识到自身。自然的各种不同力量从根本上说是同一的；热、光、磁力、电力是同一种本原的不同阶段，就像无机自然和有机自然一样。不同的有机形式中存在着统一性；它们构成了渐进的阶梯，是同一个组织原则的产物；它们全都是在同一计划之上建立的。自然的所有的产物都被一个创造性的精神所统摄；自然的每个部分都辅助整体。人类是自然的最高产物。在人身上，自然获取了自我意识目标的实现。
谢林的自然哲学中包含有不少让人难以置信的内容，时常会出现冒失的断言、幻想的类比，以及华丽的修辞手法，而不是证据或事实。在强迫自然接受逻辑程式的努力中，他总是有意忽视自然的事实细节。然而，它的确激起了对于自然和自然研究的兴趣，抵制了单方面的机械论的影响，保全了哲学的本能或对于统一性的渴望，这始终是德国思想的标志—即便是在德国居于领袖位置的自然科学家之中—并且强调了实在之动态和演化的观念，这种观念即便在今天也仍有其追随者。
因为自然是活的，因为自然中有目的、理性和法则，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它，它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我们与自然血肉相连。与费希特一致，谢林拒绝关于不变的静态实体的旧观念，并用动态观念来取代它，即关于普遍生命的概念，关于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有目的的演化原理的概念，它从无意识过渡到意识，最终目的是人类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他反对关于自然的数学物理概念，并用目的论概念取代之，或者毋宁说，是通过无意识的目的的学说来调和机械论和旧的目的论。在较低级的阶段，绝对的行动就好像具有有意识的目的；它在无意图地行动，然而不是从外部被机械地推动着。如果只看到事物的外部的—表象中的变化、事物的不同状态和阶段—观察者能够把自身置于内部；如果他自身可以成为冲动或运动，并且同时意识到它，他就会发现，冲动不是来自外部的强迫，而是来自自身内部的指引。
这种思想类型与科学的逻辑数学方法直接对立，德国文学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都反对逻辑数学方法。歌德的全部的自然观、艺术观和生命观都建立在目的论或有机观念之上；他也把看到部分中的整体、具体实在中的观念或形式的能力，视为诗人和思想家的最高禀赋，视为灵犀一瞥或一种启示，让人隐约意识到自己与上帝类似。浮士德所渴望的、而墨菲斯托所嘲笑的“高级直觉”，正是这样一种禀赋（die hohe Intuition）。[2]
第三节 逻辑与直觉
谢林的哲学在其最高发展阶段以泛神论的形式出现，宇宙被构想为有生命的演进体系，一个有机体，其中的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位置并为辅助整体而服务。主体与客体、形式与质料、理想与实在是同一的，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就如同在有机体中我们无法把部分从整体中拆分，实在也是这样一种有着相互关联的部分的有机整体。作为自然之特征的杂多中的统一，或多样性中的同一性，也同样出现在精神生活之中；在知识行为中，认知者与被认知的事物是同一的。
在谢林看来，无论我们从自然开始或是从精神开始，从自然哲学开始或是从先验唯心主义体系开始，都是无关紧要的；无论我们问：自然如何变成了有意识的智慧？或者问：智慧如何变成了无意识的自然？知识的原理与实在的原理都是相同的；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和世界如何可能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求助于同样的条件和法则以得到答案。在追溯自我意识之历史的不同时期时，从原始的感觉到较高级的理智过程，我们同时也是在追踪绝对本原在自然中显现自身的发展过程。“一切性质都是感觉，一切物体都是自然的知觉；自然本身具有感觉和知觉，它是凝结的智慧。”
他儿子编辑的全集，1856年~1861年出版，共十四卷；O.Weiss编辑的选集，1908年；《论雅各布人类自由》，J.Gutman译，1936年；《世界的时代》，F.Bolman Jr.译，1942年。
第二节 心灵哲学
在其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谢林形成了一种宗教神秘主义：世界被视为源自上帝的堕落，人类的目的就是向着上帝的回归，它在人类剥除自我并融入绝对的神秘直觉中得以实现。然而，在其哲学的所有阶段，谢林都将绝对定义为有限与无限、精神与自然的统一或同一，并将通过某种直观得来的关于绝对的知识作为人类的理想，无论这种直观是思想家的自我意识、意志的自由行动、艺术创造，或是宗教情感。
然而，自然和精神、存在和思想并不像斯宾诺莎所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平行的两个方面，而是绝对精神演化过程中的不同步骤、阶段或时期。绝对展开自身，它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一个进化性的过程，最高的目标就是自我意识。就像我们自己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阶段过渡到清晰的自我意识，但仍然是同一个自我，普遍的自我从黑暗升进至光明也是如此。有结构的物体—从无生命的自然到人类—的渐进阶梯，清晰地显露出一个创造性力量，它只是在逐渐地向着完全自由演进。死寂的、无意识的自然产物只是自然表现自身的不成功的尝试；所谓的死寂的自然是一种不成熟的智慧，但其现象还是无意识地表达了理性的迹象。自然达到了它的最高的目的，即人类的自我意识；在人类的自我意识中，自然和精神的原初同一被揭示给我们。因此，关于自然的最完满的理论就是所有的自然规律可以被规约为知觉规律和思维规律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中，自然之全体皆融化为智慧。
但我们如何相信这一体系之真实不妄，如何证明它？我们有什么可以保证，行动、生命，或意志是事物的原则，并且它经历了谢林所描述的那些演化阶段？他的回答并不总是相同的。有时他认为，既然世界彻底是理性的，那么理性可以理解它就是自明的，我们因此也可以在思想中构建世界。此外，既然历史中存在着逻辑，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思维中重现其演化的必然阶段。他的理想是要建立一个有机的知识体系，其中的每个判断都依赖于其他的判断和整个体系而成为真理，并因此拥有自己的合宜的位置。在这种方法中，他模仿了斯宾诺莎，采用了几何学的方法，以使他的哲学在逻辑上毫无漏洞。然而，尽管他试图从绝对的观念和目的中理性地演绎出自然和精神的演进阶段，他却并不总是自信他的体系能够以普遍和必然的先验假定为基础。他认为，哲学既不能证明唯心主义，也不能证明独断论或唯物主义；人类的世界观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唯一的证明自由—或者创造原则之实在性—的方法，就是自己成为一个自由的、自我决定的人。当我们将自由设定为自己的理想的时候，我们就缄默地假定了绝对的创造精神的实在性；因为，如果世界仅仅是物质，努力获得自由就毫无意义；对于这一理想的信仰暗含着对于精神世界的信仰。要求自由的意志必定要以唯心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世界。还有另外一个费希特曾经使用过的论证：自由的人会知道自由是什么，并能理解唯心主义。我们只有在自发的理智活动中和自愿的行为中，也就是在理智直观这种哲学家所独有的禀赋中，才能够察觉到自由或者绝对。自然中活生生的运动元素，实在的内在意义，是不可能被科学理解力及其时间、空间和因果范畴所把握的。谢林告诉我们：“概念所描述的事物是静止的，因此它们只能是关于有限的事物和感官知觉的事物的概念。关于运动的概念不是运动本身，没有知觉的话，我们就永远不知道运动是什么。无论如何，自由却只能被自由理解；活动只能被活动理解。”自然科学和常识对事物持有静态的观点，只能理解事物的存在；哲学对事物中活生生的运动元素感兴趣，因此能够理解它们的生成。自然科学和常识从外部看待事物；我们必须从内部了解它们，因为它们是自在的，也是自为的，并且我们只有了解自身，才能够做到这一点。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调和谢林思想中的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倾向，即认为直觉给了我们原理或基本假定，在此基础之上，我们构建了一个关于世界的理性理论。
[2] 参见梯利的《诗人的世界观：歌德的哲学》，Hibbert Journal，1908年4月。
第一节 自然哲学
谢林受到了以心灵来解释世界的新唯心主义的吸引，并成为唯心主义立场的热心的支持者。然而，他并不满意费希特视自然为绝对自我之产物的原初观念，自然在个人的意识中仅仅作为意志的障碍或刺激物。谢林拒绝诸如“自然是我们职责的材料”这样的论题，而是走向了客观唯心主义和泛神论，费希特自己也是这样做的。知识论的纯粹自我成了形而上学的绝对自我。如果实在从根本上说是与人类精神相近的活生生的自我决定的过程，自然就不能被仅仅看作是意志的外部障碍物或者死寂的机械秩序。我们可以理解自然，因为自然与我们有着亲缘关系，因为自然是动态心灵的表现，因为自然中有目的、理性和生命。但此理性未必就是有意识的智慧；同浪漫主义者、信仰哲学家一样，谢林拓宽了精神、心灵或理性概念的范围，以便它能够把有机和无机的自然中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本能的和目的性的力量涵盖在内，也包括哲学家最高形式的自我意识。对于无意识的自然和有意识的心灵来说，共同的是纯粹活动、自我决定的能量；实在包含有行动、生命和意志。绝对的根据，或者所有事物的源头，是创造的能量，绝对意志或自我，无所不在的唯一的世界精神，一切事物均潜存于世界精神之中，一切实际的事物也都从其中发生。理想与实在、思想与存在，在根本上是同一的；在有意识的心灵中展现自身的同一种创造性的能量可以无意识地活动在感官知觉中，也活动在动物本能、有机生长、化学过程、结晶体、电力现象和引力之中：它们之中全部都有生命和理性。作为无意识的盲目冲动来推动并形成我的身体的那种本原，一旦意识到它自身，就因此而把自身从盲目的奋争阶段抽离出来—但依旧在无意识的层次上存在—变成了纯粹的精神，纯粹的自我意识。普遍自我体现在自我之中，也表现在其他无数个体的自我之中—只有在有意识的心灵中，它才察觉到自我。我们是实在的，因为我们植根于普遍自我之中；作为独立的、孤立的个人，我们就不是实在的：绝对的个人的自我是一种幻象。谢林视自然为可见之精神、精神为不可见之自然的洞见，给浪漫主义的想象力提供了推动力，并激励新诗人把生命和精神赋予世界，用充满爱意的同情心来看待世界，这种同情是他们在一个死寂的机械面前所无法感受到的。
[1] 着重号为译者所加，实在即reality。—译者注。
就像费希特曾经试图证明精神发展的逻辑步骤，谢林试图先验地构建自然，并推理出其演进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与其前的赫尔德和费希特以及其后的黑格尔一样，他发现在世界上运作的辩证过程，两种对立活动运行其中的过程—正题与反题—它们在更高的综合中被统一、调和或和谐起来。他称此为三重性法则：反作用跟随作用；从对立中产生了和谐或综合，而后又在永无止息的时间运动中分解。自然中既不存在死寂的、静态的实体，也没有完全的流变。谢林将此三重性法则运用到了有机自然和无机自然的细节中；我们发现它表现在序列中：吸引、排斥和引力；磁力、电力和化学作用；感性、刺激和再生产。我们将不再追随其自然哲学，其中诗意与科学、幻想与逻辑交织在一起；虽然在细节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之处，谢林视自然为动态演化过程的基本观点却预示着当代物理学中的物质概念。
在早期阶段，谢林接受了费希特的哲学，并依照费希特的精神进行了发展；他的作品有：《自然哲学观念》（1797年）；《论世界灵魂》（1798年）；《先验唯心主义体系》（1800年）。在第二阶段，其作品显示出了布鲁诺和斯宾诺莎的影响，他将自然和心灵看作是更高原则的两个方面：这就是他展示在《布鲁诺》（1802年）和《学术研究方法》（1802年）之中的同一哲学。第三阶段，谢林发展了他所谓的实证哲学，关于神秘启示和神话的哲学，与雅各布·波墨的哲学颇为接近。宇宙被看作是来源于上帝的堕落。宇宙历史的意义要在神话和启示的晦涩开端中寻找，谢林认为，我们可能会从其中获得关于人类起初堕落的线索。这一阶段的作品，除了论人类自由的那部分外，直到他死后才得以出版。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Friedrich Wihelm Joseph Schelling）生于1775年，于1790年至1795年间在图宾根大学神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在莱比锡，他为两个年轻学生担任了两年的家庭教师，此间他在大学自学了数学、物理学和医学，此后他在耶拿获得了哲学教职（1798年）。在这里，他倾慕奥古斯特（August）和施勒格尔（Caroline von Schlegel）领导的浪漫派圈子，并创作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在担任过各种不同的职务—在渥兹堡（1803年~1806年）和慕尼黑（1806年~1820年）担任过美术学院院长，在埃尔兰根（1820年~1827年）和慕尼黑担任过新建大学的哲学教授—之后，他被邀请到柏林为流行的黑格尔哲学潮流掌舵，但基本没有成功。他于1854年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