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把现代精神描述为对中世纪的社会、制度和概念的反抗，以及对思想和行为领域中的人类理性的自信。这项活动自文艺复兴开始，持续到16和17世纪；宗教改革、“三十年战争”以及英法的社会革命都是这一变化的征兆。大陆的理性主义体系和英国的经验主义体系，还有两大体系的分支，都助长了产生这些征兆的势头；独立探索的精神缓慢地、但确信无疑地改变了人生观。但新的观念需要在更广大的区域内流行和传播，这一任务在18世纪得以完成，18世纪被称为启蒙运动的世纪：它代表了我们一直在描述的整个文化运动的巅峰。这是一个拥有原则和世界观的世纪；对于人类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充满了自信，力图理解并解释人类的生活—国家、宗教、道德、语言—乃至整个的宇宙。这也是一个哲学教条的世纪，一个人们有勇气撰写像沃尔夫的《关于上帝、世界和人类灵魂以及万事万物的合理思想》那样的著作的世纪。这是一个自由和思想独立的世纪，尤其在法国，思想可以放胆发表自己的观点，无所畏惧地从其原则中得出结论。
第一节 伏尔泰
F.Macdonald的《法国的伏尔泰和罗素研究》，1895年；J.Morley的《伏尔泰》，1923年。
关于启蒙运动的论著有：J.G.Hibben的《启蒙运动哲学》，1910年；L.Lévy-Bruhl的《法国现代哲学史》，G.Coblence译，1899年；F.Macdonald的《法国的伏尔泰和卢梭研究》，1895年；L.Stephen的《18世纪英国思想史》，1902年；M.Whitcomb的《18世纪法国哲学家》，1900年；O.Ewald的《法国启蒙运动哲学》，1924年；E.Cassirer的《启蒙运动哲学》，1932年；I.O.Wade的《法国1700年~1750年间的秘密组织和哲学思想的传播》，1938年；B.Willey的《18世纪的背景》，1941年。
伏尔泰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洛克的哲学精神—虽然培尔的那部（影响了18世纪法国几乎所有思想领袖的）《辞典》也不容忽略。英国的思想在使法国自由化和革命化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传播和发展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方面起到协助作用的人物还有孔狄亚克、爱尔维修、孔多塞、卡巴尼斯（Cabanis）、霍尔尼、代斯图·德·塔西（Destuut de Tracy）、拉·梅特利、霍尔巴赫，尤其还有狄德罗和达兰贝尔领导的百科全书派。
18世纪的哲学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奋争，也影响到了人们的行为。哲学从学者的书斋中产生，并像苏格拉底时代一般与市场上的民众结合在了一起；它不再说着独属于自己的语言—经院学者的语言—而是用民众的语言、普通人的智慧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表达自己。在法国，由于社会、政治和教会的压迫，启蒙运动表现得最为激烈，其影响也最大：大革命就是新思想传播的结果。对于人类理性和权利的尊重几乎成了所有重要的现代哲学理论的特征，在18世纪变得相当普遍，人性、善良意志、自然权利、自由、平等和博爱成了人们的日常话语。甚至温和专制的政府也认为它们具有促进人类幸福和福利的功能。对于中世纪思想制度的反抗终于导致了作为世纪末之特征的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而旧有的制度也为新的社会让道。现代精神一直以来要求的东西，部分地得以实现：良心和信教的自由，机会平等和经济自由，代议制政府以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些有助于唤醒新精神并在法国—事实上是整个欧洲—传播新观念的人物中，伏尔泰（1694年~1778年）和孟德斯鸠（1685年~1755年）是最主要的，两人都访问过英国，并对英国的制度充满了敬慕之情。伏尔泰才华横溢，是启蒙运动中的多才多艺的宣传家，他的那本因审查命令而被焚毁的著作《波斯人信札》（1728年）宣扬并运用了洛克的思想—他不但从英国带回了洛克的思想，也带回了牛顿的自然哲学和英国的自然神论。伏尔泰自己就是自然神论者，并且从来没有放弃对上帝的信仰：“整个自然都在向我们呼喊：上帝存在。”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他也接受了意志自由和灵魂不朽，但后来他开始怀疑生死问题，也开始倾向决定论：“当我能够做我所意愿的事的时候，我是自由的；但我必然会意愿我所意愿的事物。”终其一生，他都在攻击迷信和教会的统治：天启的宗教被他认为是愚昧和欺骗的产物，是精明的僧侣为了统治民众而利用人类的愚蠢和偏见的结果。他自己的宗教是建立在不变的道德原则之上的，他认为这种道德原则在哲学家的教导中保持了本质上的一致。他反对所有形式的压迫，并为学术、政治和宗教自由，为出版自由、选举自由和议会自由而斗争，他为已经在工商业中繁荣起来的第三等级或资产阶级要求政治权利。然而，尽管有这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他却不是民主的使徒。“似乎是必然的，”他说道，“会有一些无知的贱民；他们一开口争辩，一切都将失败。”这个理性的时代并不准备把“奴仆、补鞋匠和女佣”包含在其福祉之中。
第五十六章 十八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