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隆隆的炮声在鸭绿江边响起，中国人民为了保家卫国，与美帝国主义展开了一场大战。当时，美军出兵朝鲜半岛，支持李承晚政权，攻打金日成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南北朝鲜之间的战争爆发不久，中国就派志愿军入朝，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抗击美军。
“讲来讲去，还是市场经济，在商言商。比如船用的柴油，禁运一开始，一些公司就停止供应柴油。我是做船运生意的，时常有些柴油剩余，于是就运到澳门。那是小生意，载一船柴油只赚几百元港币，做了一年才赚了1万多元，但已经很高兴了。到后来，内地需要大量物资，比如药品、胶管……差不多所有的物资，我们都经手。
雄鹰飞得很高，在于它始终有远大的志向、苍劲的羽翼、辽阔的视野。霍英东的志向并不在于帮助母亲从事驳运生意，他在等候、寻找机会，谋取更大的成功。很快，机会来了，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朝鲜战争。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找到了制裁中国的“借口”。1950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实施全面禁运，“凡是一个士兵可以利用的东西不许运往共产党中国”。
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爆发后，香港成为中国联系西方世界的唯一窗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中国政府将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暂时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就可以将香港变为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一个通道，粉碎孤立、封锁和包围中国的企图；同时，利用香港转口港的地位发展进出口贸易，保持中国的外汇平衡，亦是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特别需要。”
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传递着“士农工商”的等级序列。生意人是最被看不起的，他们只是社会中的边缘人物。战争来临时，他们的命运也被裹胁到别的地方。因此，像霍英东这样能够利用战争赚得第一桶金，开启一个新的旅程，确实是一件靠运气的事。问题是，霍英东的命运足够好，并且他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会，为日后的发达做好了准备。
当时，霍英东的朝鲜战争生意应该是由贩卖柴油开始的。而在具体做生意的过程中，他在维持利益的同时厚道经商，也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说过：“……再讲朝鲜战争，要赚共产党的钱，亦要讲求合理。我记得当时有些人卖西药，一些过期的西药，搞得不少人吃了死亡。”
有人说，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赚了100多万，这在当时的确是一笔大数目。不过，霍英东却一再强调，那是他几年间赚来的，而且他当时每天只睡几个钟头，赚得都是辛苦钱，甚至是卖命钱。还有，他当时更多的是赚钱的胆略，而赚钱的技巧根本不成熟，所谓发国难财的奸商之说并不靠谱。
显然，对于这种发国难财的做法，他是不耻的。而且，多年后，他与大陆政治领导人走得很近，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应该离不开他当初在物资供应上的义举。由此不难想象，他在朝鲜战争时赚的钱并不会很多，至少不会胡乱开口要价。
霍英东参与运送联合国禁运的物资到中国内地，应该说是不争的事实，但真实详尽的情况却始终不被世人所知。多年来，对自己这段海上贸易发迹的经历，虽然不能说霍英东守口如瓶，但说他讳莫如深应不为过。正因为如此，霍英东的发迹史平添了几分传奇和神秘的色彩。
1951年5月18日，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操纵下，第五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之后，有43个国家接受了这一决议，并且积极地加以实施。1951年6月16日，英国就此采取措施，禁止13大类物品从英国或英属地(包括它占领的香港)输往中国。
朝鲜战争一爆发，香港的窗口作用就充分体现出来。一些商人瞄准机会，趁机与内地做生意，偷运一些适时的物资到内地去。对此，精明的霍英东凭借灵敏的嗅觉，很早就闻到了商机，于是开始了从事贸易发财的冒险之旅。
“这段经历，在1997年前我都不想过分宣传。但有一条，当时我们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用快艇运货，因为我们运的大多是一些粗重的物资，如厚铁皮、铁板、胶管，快艇根本装不了多少东西。而且我们也是取合理、公道的方法。你知道，与内地做生意、打交道，如果有些东西不公道，就会有人说你发‘国难财’、‘抢购物资’——罪名可以任由人讲。我有我的原则。当时，有些人卖西药，有些是假药，有些是过期药，或者是没有消毒膜的，这都是伤天害理的。”
无论你从事任何行业都逃脱不了社会的大趋势。如果想有所作为，必须把个人的志向、奋斗与社会大趋势结合起来，把握其中的契机，才能够有更大的成就。
在这个大背景下，许多香港人看准了发财的机会，冒险从事海上贸易，偷偷向内地运送物资，大赚了一笔。精明的霍英东很好地把握住了这次机会，迎来了一生中至为重要的转折点。
“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霍英东无疑就是其中的一位，不同的是，他没有被贪欲冲昏头脑，而是在国难时表现出一位爱国人士应有的情怀和义举，比起那些看似诱人的利润，这或许才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当时，霍英东和其他商人是怎样从中渔利的，那只有当事人最清楚，具体细节恐怕已经无人知晓了。不过，有人曾经专门就这件事询问过霍英东，当时他做过这样的描述。
结果，内地民众和援朝部队所需的一些物资就严重短缺了。于是，中国方面做出了适应的调整：贸易方向和工作重点转移到华南，要求华南财委组织有关部门，团结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买卖，解决国内及朝鲜战场的物资短缺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