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这样。因为我做每一件事都是看透了才去做的，不是急功近利的。以会展中心为例，我做这件事的时候，别人说我大胆，其实我已经看透了，中国最终要收回香港。1997年的时候，很多人对中国没有信心，但是我对中国有信心，就是这样的。”
看到新世界旗下的酒店和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为郑裕彤带来的巨额财富，许多人说，郑裕彤的成功就是胆大、冒险、快速赚钱。但郑裕彤却不这样认为。
广州人对新世界并不陌生。1982年，郑裕彤与胡应湘等访问北京。回港后，郑裕彤发起到内地兴建酒店的倡议，得到李嘉诚、冯景禧、李兆基、郭得胜等人的赞同。于是，郑裕彤等人与广州羊城服务公司合作，在广州兴建中国大酒店，总投资额1.2亿美元，新世界占18%股权。
“我在内地主要投资地产、公路、电厂、酒店等项目，迄今投资总额已经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目前在内地的投资多过香港。”
谈到中国大酒店，郑裕彤有一份特别的感情：“这是我在内地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当时大家预计15年才能收回投资，孰料9年就已收回全部投资，回报相当理想。”投下这块“试金石”之后，郑裕彤“情倾内地”一发不可收拾。
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郑裕彤小试牛刀，陆续投资跑马地的蓝塘别墅和在铜锣湾三角地兴建香港大厦，打下了大规模发展的基础。到了70年代，郑裕彤开始在地产业中放手拼搏。首先他在尖沙咀兴建香港新世界中心，1982年竣工的这座恢宏的大厦至今仍然是尖沙咀的招牌建筑。1986年，他又投资兴建香港会展中心。1997年，香港回归庆典在这座会展中心举行，令新落成的会展中心新翼成为全球焦点。如今，这座建筑名列亚洲同类建筑之最，并于1998年获选“全球十大最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著名社会学家贝克从生态环境与技术的关系切入，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
面对着越来越多的无法预知的社会风险，企业必须进行冒险，必须时刻对于风险进行选择。这个时候，企业家往往应该具备逆向思维，不能迷信市场，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市场对于风险的控制是一种利用风险的积极方面，依赖于冒险者的冒险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风险的转化、消释，很显然市场不仅不能彻底的消灭风险，其本身的运作机制也是风险的制造者。同时作为市场体制基石的经济理性在工具理性遭到挑战与颠覆的时候，其也必然面临着灭顶之灾。
“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
对中国的信心，促使郑裕彤在内地又获得成功。1982年郑裕彤开始在内地投资，在北京、广州、西安、杭州我们都可以看到他投资的酒店、艺术中心和高速公路等。在这些项目中，赚钱已经不是他的主要目的，如：与北京、武汉等当地政府合作建设低价住房，和北京市政府合作改造崇文区旧城等。100多亿元投资北京旧城改造项目究竟是为名还是为利？郑裕彤有自己的理解。
“这些不是商业性的，因为什么呢？我认为一方面，我要帮助北京市政府把道路改好些，将一些破旧的房子拆掉了建新的。北京作为重要的精神形象，如果不把它建漂亮点，外国人来了，看起来就不那么像样，所以我有这个心。另一方面，我本身是香港人，是中国人，帮助我们国家，这件事我认为做得很对。”
郑裕彤说过：“我不喜欢立刻就能赚钱，而且赚得很多的项目。越赚得快的钱，风险越大，这是一定的。”
2000年，“新世界”地产战车全面开进内地。“现在实施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合作，比如提出‘9+2’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广州作为中心地区，将来的发展无可限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