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勒，我想你一定遇到什么麻烦事了。”
“吧。克拉拉兄妹会扮演好他们的角色的，”格雷夫举着餐叉满意地说。他一笑，眼睛四周的松皮立刻挤到一块儿去了。“你说，纽约的什么俱乐部？”
诺勒一向不相信预兆，偏偏这次预兆在他身上应了验，此时给理查德·赫克洛夫特打电话正是时候。每星期一下午，理查德·赫克洛夫特都去纽约田径俱乐部。他和其他老朋友在那里最喜欢做的是打网球或者围坐在酒巴间的橡木桌旁缅怀往事，叙谈旧情。诺勒可以通过服务员找到他．要求和他单独谈话，并从他那儿求得帮助。鉴于严守秘密不仅是他保护自己的关键，或者，简直可称之为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任何帮助也必须是秘密给予的。诺勒只需要理查德随便说出一个什么人曾和他这位享有很高声誉的先生联系，请求帮助查找在巴西的一家姓泰波尔的人家，而他得知自己的儿子要去巴西，自然而然地想到让儿子打听打听就行了。没有人比狄克·赫克洛夫特的威望更能转移人们的好奇心了。
他掏出打火机。借着它的火光可以看清某些肉眼可以察觉到的微小改动。
“很难说，他想叫你给他打电话。不过我给你争取了时间。我告诉他，你当天下午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估计在三、四天内不会听到你的消息，而且又不能跟你联系。他象个被宰的公牛一样吼了起来。”
诺勒意识到会有人对他的举动追根寻源的。他还记得在纽约领事馆所得到的体会中有这样一句话：‘把谎言建立在部分事实的基础上。’对！就说冯·泰波尔家在美国有亲戚。他们家二、三十年代有人移居美国，现在家里已没有什么人了，但是有一笔很可观的钱和他们有关。那么，移民局的官员肯定会帮助他们找到财产继承人。如果移民局能够帮忙，冯·泰波尔一家肯定会感激他们的帮助……而后，他这个中介入也会使他们相互明白他们之间的合作。
诺勒看了看表，此时正是星期一下午五时十分（纽约时间五时三分）。
他走到衣橱前，站在那儿仔细察看里面的衣物。他确信自己记忆的精确性，就如同确信自己的眼睛对斜线的敏感性一样。他回忆着当天早上换衣服时衣柜里衣服的摆放顺序。在那前一天的晚上，他没有脱掉从纽约穿来的衣服便倒头睡了。浅褐色的便服本来挂在右边几乎挨着壁橱的地方。而且他总习惯地把裤于放在右边，上衣放在左边。现在，虽说那条便裤仍在右边，但是没有紧靠钢丝，几乎到了中间。浅蓝色的运动衣也被移到中间了。
诺勒感到眼皮发沉，睡意袭来。如果能睡着觉，这倒值得庆幸。他放下茶杯，踢掉鞋，合衣躺在床上。他两眼盯着天花板，感到一阵阵的孤独，尽管他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可他还是觉得从三十年前开始，那个在弥留之际倍受折磨的人就一直在呼唤着他。入睡前，那个人的影子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诺勒这时想起了纽约那位巴西领事馆随员提到过的德国移民署。记得那人还提到了三、四位德国移民界的伸裁人。这些人理所当然知道那些需要倍加严守的秘密。每天都有人隐瞒身分……“一个陌生人去里约热内卢寻找某些已失踪的德国人的下落，这简直如履薄冰”。他记起了那个随员的忠告，还想起他说过的“德国人的另一副面孔”，他们之间都是相互保护的之类的话。
“你的代理人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了纽约的这个警察，麦尔斯中校。他是个侦探。他当时很恼火，说你即使是离开此城也应当通知警方，何况出国呢。”
“喂！喂！这里是纽约田径俱乐部。喂？……喂！里约热内卢吗？”没人听电话。“里约热内卢吗？喂！我是纽约田径俱乐部。”
“小伙子，他们是不是在叫你？”这人指着服务台那边问。
“他还能说什么呢？在他看来，我们都是白痴，是蠢材。我没有回敬他，他给你留下两个电话号码，找笔记一下吧。”
“等一等……”她说这话时声音压得更低了，或者，只能说她在窃窃私语了。突然．听筒里咔嗒一声，电话挂断了。
“这还不明白？如果俱乐部成员中能找到赫克洛夫特这个名字，就证明克罗森的儿子食言了。说明他已把日内瓦的秘密泄露给了赫克洛夫特。这是很危险的。赫克洛夫特虽然已近暮年，但健康状况尚好。我们谁都明了，继续让他活在世上会坏了我们的大事。”格雷夫转过累赘的大脑袋注视着来人，又说：“那个装有照片的信封已经送到塞津布拉，没什么可说的，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必须让赫克洛夫特的儿子知道。马上给鸩鸟发报，通知他，他在里约热内卢的同事并不可靠。电报用‘鹰’的代号发出，把我的意图转告他。因此，我们现在还有另一件事要做，那就是除掉那个爱管闲事儿的老头。理查德·赫克洛夫特必须除掉！鸩鸟一定也会这样要求的。”
“是的。我犯了个错误。我还会再给您打电话的。我们会打电话联系的。”
“这封信是今晚七点半多一点到的，先生。”
电话机的嗡嗡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忘了挂断电话。他按了一个按纽，要了纽约的长途。现在，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尽快得到继父的保护。
诺勒想起德国移民总署。想起了那位随员提到的那三、四户控制着整个德国人居住区的人家。对！他们正是他找到泰波尔一家的关键。就从他们之中的一家找起，那里的人肯定知道冯·泰波尔一家人的下落。
选个代理人作为口实的主意打动了他。这样做显然担点风险，甚至会遭到奚落。可他还是想到了他的父亲。那个他出生后所知道的唯一的父亲。理查德·赫克洛夫特先生曾经做过股票交易，当过银行家和海军军官。正是这位慈父给了一位年轻任性的母亲和她的孩子以重新生存的权力。使他们不至于再担惊受怕，也不再受他人的凌辱。
诺勒通过旅馆铺有大理石地板的前厅向电梯走去。他对大厅里的各种景象和声音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脑子里集中思考着一个问题；如何对父亲解释呢？因此，当一个胖胖的美国游客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时，他吓了一跳。
诺勒在里约热内卢没有熟人，在纽约时也未曾把自己的去向告诉任何人。他撕开信封，抽出了信件。信是桑姆·布诺凡托拉寄来的，要他见信后无论时间早晚，立即回个电话。
“这个号码是您留给服务员的，小姐。您希望我做些什么？”
等一等……等一等。这位女士既然搞错了为什么还要给他打电话？这是怎么回事呢？诺勒突然感到腹中空空。这突然而至的感觉就象那突然消逝的惊恐的窃窃私语声。他记不起什么时候曾经听到过如此惊骇的声音。
“先生。这是不许可的。”翻译苛刻地大声命令。“这些旧纸很容易点燃，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他不打算把这件事告诉爱新。这也是说服父亲答应他这个请求过程中最难办的事。狄克爱他的妻子，他们俩人无话不谈。但是，他的父亲，不！应该说继父，决不会拒绝他这个事关重大的请求的。事实上，继父从来没有拒绝过他。
显然，他的衣服被搜查过了。
“现在给库腊索岛挂电话会不会有什么不便？”诺勒问道。
“只要了俱乐部，没说具体人。我们在纽约的人正在设法查询。”
“先生，”翻译打断了诺勒的话，声音里带着礼貌，甚至谦恭。“我们陪了您整整三个小时，并且尽量和您配合了。但是，我相信您也知道，我们还有其它事情需要处理。所以，如果您查完了的话……”
“先生，我现在不能跟您讲话。您也不要再拨这个号码了。这没有必要。”
一张很大的餐桌前坐落一个体态臃肿的老人。他下领宽厚，银灰色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容克型。此时他正抬头看着一位干扰他进餐的年轻人。显然，这位老人正在那儿独自吃饭呢，因为旁边没有为家人或者客人准备的座位。这看来有些蹊跷，来人开门进来时明明听到房间里有许多人讲话。那是家里人正和客人们谈话。不过，他们谁也没有用餐。
“叫纽约田径俱乐部，是个……”
诺勒倒了一杯酒，在床沿坐下，眼睛凝视着电话机旁旅客留言簿上桑姆·布诺凡托拉留下的两个电话号码。这是他与海军中校和港口警察局的联系地点。但是诺勒还下不了决心打电话。他已经开始搜寻了，已经在为寻找冯·泰波尔一家迈出了第一步。这可不是简单的一步，简直是巨人的一跃，是空中的四千英里。
“误会？……您是说您搞错了吗？”
电话铃响了，这铃声对他似乎是个干扰。他拿起听筒，听到了田径俱乐部接线员的声音。猛然间，他清醒过来了，意识到他不能和赫克洛夫特通话。不能连累父亲！情况骤然变得复杂起来了。他必须三思而后行。
他又过去检查床铺及打开转的公文包，还有他临时用作办公室的那个房间。他对公文包里每一毫米的空间，每一个分格以及各个项目在各自栏目里的位置都了如指掌。无需多少时间就可以检查一遍。
诺勒记下了港口警察局和麦尔所家的电话号码。他对布诺凡托拉道谢并告诉他他打算下星期与麦尔斯联系。
不过，他没有找到冯·泰波尔家的材料，也没有任何材料记载着一个孕妇在1945年6、7月间带着两个孩子来到里约热内卢。至少可以说材料中没有一个人的情况和威廉·冯·泰波尔妻子的情况相似。怀孕妇女的记载是有的，甚至有带孩子孕妇的材料。可没有哪个象是与泰波尔先生有关。据曼弗拉第讲，长女柯立清当时十二、三岁，长子约安十岁。可材料中记载的在那几周内进入巴西境内的妇女，不是有丈夫陪同，就是有伪称丈夫的人陪伴。况且有孩子的孕妇里没有一个的孩子超过七岁。
当时他抬头看着这窗户时误认为那不是自己的房间，因为他看到窗内有两个人影。现在他明白了，那正是自己的房间，只不过有人光临过了。
服务员听到这话有些不高兴：“先生，我们的话务员是决不会嫌麻烦的。至于库腊索那边，我可不敢打保票。”
他走过下榻的旅馆前的那段海滩，抬起头望着旅馆的窗户，试图分辨出哪个是自己房间的窗口。有一阵儿他自以为找到了；过了一阵儿，又发觉搞错了。因为他看到那个窗户里映出两个人影。
“他说了些什么？”诺勒问。
阿雷格里港旅馆的服务员站在服务台后面，从公文夹里抽出了诺勒的定单，定单卡后面订着一个黄色小信封，他撕下信封，交给了诺勒。
“是的，先生。”
三个非凡的人物在恶魔希特勒发动的劫掠中起草了这个文件，唯一符合道义的解答将在执行这个文件的过程中找到。曼弗拉德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有罪就要赎罪。”这是海因列希·克罗森所奉行的信条。这是个正义的信条。狼穴的人们在被引入罪恶的歧途后醒悟过来了。
“不止一次。有什么事吗？”
下午，诺勒在明媚的阳光下漫步，极力想理顺那搅成一团乱麻的事情的头绪。柔和的海风沃挨着他的面颊，消除了他因受挫折而积郁在心头的怒气。他一边在白色人行道上信步走着，一边眺望瓜纳巴拉海湾洁净的细沙滩。他不时地停靠在路边的栏杆上，瞧着青年们嬉戏。那是些肤色黝黑、漂亮异常的人。他们是优雅和傲慢的统一体。那金色的、油浸般的躯体使人感到这些人是那么可爱。那些人体的形成是那么平常，却又那么完美。其完美程度简直达到了可以掩盖所有联疵的程度。但是，这儿的景色有什么特点呢？莫名其妙，今天下午瓜纳巴拉海湾没有一点特色。
“他相信了吗？”
在等接通库腊索岛电话这段没完没了的时间里，诺勒打开行伞。他在窗前一把竹背椅上坐了下来，眺望窗外夜光下的白色海滩，幽暗的海水接连着沙滩，水面上倒映着一勾明月。窗户下面，是一条紧傍海边小路的僻静的街道，路面用黑白两色石块镶嵌出一条条平行线。这一切使人联想到高帕喀巴那，瓜纳巴拉的金色海滨。月光下的海滨风光使诺勒感到空寂和荒凉。虽然景色是美好的，甚至可以说是完美无瑕的，可诺勒却想：如果让他来设计这里的街道，他会使它更富有特色。接着，他的目光落在玻璃上，现在，除了思考、休息以及希望能睡上一觉外几乎没什么事可做。几个星期以来，入睡已经是个难题了。现在失眠对他来说就更严重了，这是因为他知道了过去不曾意识到的事情：有人企图谋杀他。
“那是……误会。”
“我们做的可是数亿美元的大交易啊。”曼弗拉第的这句话显然是个忠告，而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事情既然已经外传，那就很难断定传了多远，哪些人参与了这件事；也许那些被触怒的素不相识的人在竭尽全力阻止日内瓦这笔巨款的支出？并把此案提交国际法庭。诺勒想，这是目前唯一可能的解释。
“我也很恼火；对付这些火气十足的警察唯一的方法就是针锋相对。我告诉他你为华盛顿可能有兴趣建立的设施到附近岛上勘察去了，在距离巴拿马运河区不远的北部。反正怎么说都不错，没人会讲出你的去向。”
诺勒看了看表，已近午夜了。他登过记，尽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跟服务员说着话，满脑子里想的却是桑姆。
“桑姆，你是怎么跟他说的？”
“知道了。那是个阔老的团体。他打电话找谁？”
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这些事能不能做成功呢？这就象在原始森林中开辟一条通路一样无从下手。
服务员正站在柜台里看着诺勒，手里拿着一个与上次一模一样的信封。他把信交给另一个服务员，后者快步向诺勒走来。
“人们日常所接触的事物只有极少部分是有价值的、真实的。”这是他母亲常讲的一句话。曼弗拉第也讲过类似意在忠告的话。但是诺勒以为，母亲的看法是错的。它不同于曼弗拉第的忠告。海因列希是他所处时代的恶魔，同时，也是受害者。他在柏林沦陷之际写下的那封表现极大痛苦的信恰恰证实了这一点。他渴望赎罪的作法本身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作为海因列希的儿子，诺勒无论如何也要设法证实这一点。
他跟到栏杆边，点燃了一支香烟。打火机的光亮使他想起了那些有三十年历史的经过人们精心篡改了的档案。难道这些改动是专为对付他的吗？这些年来，是不是还有其他人也在寻找冯·泰波尔一家呢？无论结果如何，他必须另辟一条寻找泰波尔一家的新途径。
不管困难出现在哪一头，凌晨一点十五分他就在电话里听到了布诺凡托拉刺耳的声音。
信封里有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克拉拉这个名字。可是诺勒并不认识这个人呀。名字下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除此之外什么也没写。诺勒感到大惑不解。这种没有内容的信很反常，拉美人从不这么办事。他断定那位克拉拉先生迟早还会给他打电话。现在，他必须先跟纽约联系上，以便在那里建立另一个蔽护所。
继而，他又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算不上徒劳。相反，他从中得到了第五条体会：逻辑地实现谎言，而后回过头来检查一下，只利用其中最可信的部分。假如他能假借受赫克洛夫特之托来掩盖他寻找冯·泰波尔一家的真实目的的话，他也有能力虚构一个人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们又搞到克罗森儿子的一些情况，格雷夫先生。”来人走近老人的座位报告说。“他以前往库腊索岛打过电话，这您是知道的。今天下午他又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那位克拉拉小姐；另一个打给纽约的一个男人俱乐部。”
老头放下餐叉，用和缓而又略带嘲弄的口吻说：“纽约那边的人做事慢慢腾腾，你们也磨磨蹭蹭。”
“早在我动手查阅之前，您就断定会有这样的结果吧？”诺勒不等翻译说完就插了话，“那好吧。我查完了。”
这个计策真可谓煞费否心。这条妙计目的在于从根本上中断追查，而这种做法又不至于引起怀疑。这些数字都是三十多年前那些不知名的移民用工作人员忠实地、匆匆忙忙地，记录下来的，是从那些绝大部分早已被篡改了的材料上抄录下来的。由于无法核实哪些是伪造的，因而也无法进一步行定或者否定它的正确性。当然，这里不会有任何材料与冯·泰波尔家的情况相符。哎呀！他突然悟到这是个骗局！
等候话务员接线的时候，诺勒走到窗前，俯视看附近的海滩。一道亮光从街上射过来。那是阳光照到一辆小轿车的镀铬车窗上的反射光。汽车通过的那段路正是他几分钟前停留过的地方。当时他曾漫不经心地望着旅馆的窗户，试图判定出哪个窗户是自己房间的。
档案册搬出来了。他翻看了许多年代久远的照片和字迹已褪色并且弄得很脏的材料。显然，其中许多是在伯尔尼、苏黎世和里斯本买来的伪造证件和护照。
一定出了什么差错。建筑师的视觉被搅乱了。他觉得自己仿佛是在研究一张尚未完成的充满微小改动的蓝图。为了不影响基本设计图案，那些细线条都被小心具翼地精心改过。
“这儿四周没有其它照明灯，你们也不预备手电筒是不是？”
这使他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他不能相信有人要杀害他。然而，事实上有人确实做出了这个决定，下达了这个命令。这究竟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做了些什么吗？还是由于日内瓦派或是那个密约呢？
这不仅异乎寻常地不可能，简直绝对不可能。诺勒凝视着材料上已经褪了色的钢笔字迹。这些由移民署官员三十多年前匆忙记下的字常常模糊得难以辨认。
“说吧。”
诺勒放回了听筒。他差点又干一件蠢事。他的房间被人搜查过！为了给自己来里约热内卢泰波尔一家找个可信的借口，他又险些给敌人领路去找他那位曾做过海因列希·克罗森妻子的母亲和亲密的继父。见鬼！怎么想出这个馊主意来了。
回到房间，诺勒又仔细读了一边克拉拉这个名字，不由得起了好奇心。这位克拉拉先生是谁？难道他指望仅提供给对方一个名字就能得到对方的回话？再者，他从何知道赫克洛夫特的名字的呢？克拉拉先生知道他的名字，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按南美人的风俗习惯，这种做法简直无礼到了侮辱人的地步。因此，他得弄清这个克拉拉是什么人。想到父亲的电话可以迟一会打，他先拨了克拉拉的号码。
诺勒感到十分后怕。差一点儿就铸成大错。他逐渐意识到自己到这陌生的森林之中应该寻找什么。路上遍布陷阱，每走一步都必须小心谨慎，决不允许再重犯以往的错误。他还意识到了自己刚才为了那个一无所知的生父几乎危及到继父的生命安全。
诺勒明白了，这个房间之所以不装窗户，光线又这么暗的奥妙所在。他边熄火边说：“我敢打赌不会着火的。”接着，他把话题一转说：“那么这些材料一定也不允许拿出房间啰。”
窗户……目测的角度。诺勒移近窗玻璃，分析着这条从下面他站过的地力到他现在站的地方，这两点之间的斜线。建筑师的眼睛是训练有素的，他目测这样的角度决不会出任何差错。窗户的间隔也不至于近得使他弄错，因为它们是完全符合高帕喀巴那地区海滨旅馆的标准设计的。
这属于非官方调查，不带任何恶意，更不是为三十年前的罪行寻找报复的根据。相反，这是仁慈的义举。
“有什么事吗？你到底是谁？”
克拉拉不是位先生，是位女士。从她压低了的嗓音里可以听出她受了惊吓。她的英语讲得不好，勉强可以听得懂，这倒也无关紧要。她的话也充满了恐惧，就象她声音表现出来的那样。
真该死！他把这回事忘记了。现在，他懂得了那些命令是何等至关紧要。马钱子碱是冲着他来的！警方是否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呢？
诺勒想到一个避开危险的办法。这个办法就蕴含在他向移民署的解释之中。他曾告诉移民署，由于他经常旅行，交际甚广，有人得知他要去巴西，特请他帮忙寻找泰波尔一家。这个理由是合情合理的。本应有人来做这种讲究信用的工作。担任这种工作的通常是律师、银行家或者某些威信很高、行为无可指摘的人。无需深入分析；诺勒清楚地知道，他只要说出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来作为他寻找这家人的解释就行了。
诺勒随译员走进一问灯光昏暗、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他们交涉得很简单，诺勒要查阅一下关于原籍德国的冯·泰波尔一家的具体情况。一位带着一儿一女的母亲在1945年6月15日前后移居巴西，几个月后，大概在里约热内卢生下了第二个女儿。档案应提供一些情况，用这种简明的核对时间方法查找——提前或缩后两个星期，即使用了假名，也一定能在这段时间里查到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孕妇来到这个国家的记载。也许会在档案中找到一个或几个名字，如果这样的孕妇不止一个的话，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查清她是不是所要寻找的威廉·冯·泰波尔的妻子。
是的，都被擦过或者改过了。先用化学方法去掉，再精心填上。麻烦的正是这些。细看那些出生日期，3改成8，1变成9，2改成0。有的数字，那个弯儿还在，这儿就添了一道线，后面又加个圈儿，1945年6月至7月间来巴西的儿童，档案里的出生年月都改了。他们之中竟然没有一个出生在1938年以前。
他下意识地首先把这位女土与他急于找到的冯·泰波尔一家联系起来。如果他的猜测是对的。那么，她怎么知道泰波尔家的消息呢？又怎么知道他在寻找冯·泰波尔家的人呢？他又感到一阵恐惧不安……眼前又浮现易在万米高空中的飞机上那张临死前扭曲变形的可怕面孔。他明白了，自己被人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无时无刻不在受着监视。
公文包也被搜查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