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八月一日那一天凑巧香港有台风过境，飞机无法降落，迫不得已，我将行期展延到八月二日。不曾想到，这一个意外的躭搁，竟使杜先生大感失望。那日狂风骤雨，笼罩全港，杜先生明知我无法成行，但他还在寄望于万一，他苦苦的等我，直到晚上，收到我翌日起飞的电报，方始不尽慨叹的说：
「今天我许了一个心愿，京士如果今天能到香港，我的病还可以得救。现在来了电报，说他无法赶到，我就晓得我这个病是没有希望了。」
听了他的话，我心如刀割，但仍勉持镇定，竭力的安慰他，使他恢复平静。先生问过我还没有吃中饭，兴冲冲的命人送饭进来，就在病榻上和我一起吃，吃饭时他还在滔滔不绝的谈话。饭后，他实在太疲乏，倚在枕上，沉沉的睡去。
「自七月初起，我两只脚突然痲痹，从此路也不能走了。想想我竟跟当年的张静江先生一样，真正没有意思。后来日夜的喘，喘得厉害，连觉都不能睡。你看，我病到这种地步，不会再有希望了，因此我一再打电报催你来，有许多事情我要托付给你，再迟，就怕来不及。好了，你今天果然来了，我总算放了心，或许，我这病还可以得救呢。」
三十八年共匪叛乱日亟，先生慨然离沪，作客香江。由于忧国忧时，心情十分郁悒，体力日益衰退，病魔缠身，使他极感痛苦。不胜烦闷的时候，他便大发牢骚：
我的右手和先生紧紧相握，久久不释，心里正有无限的酸楚和凄凉，我在想：先生这么样苦苦的盼望我来，而我却无法对他的顽疾有所助益，先生爱我如此的深厚，我又怎样能报答先生的知遇于万一？最使我怆痛不已的是我追随先生二十余年，几乎朝夕与共，唯独此次为了奔走国是，和先生一别三年，那里想到三年后再相见，竟是这么一个生离死别的场面。
杜月笙先生身材颀长，面容清癯，高额隆准，双目炯炯有光。他尝说自己少年时期营养不良，中年以后事务烦冗，心力交瘁。因此他的健康情形并不太好。民国三十年十月，杜先生自香港飞赴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议，空中骤遭日机拦击，机师升高闪避，飞行高度逾八千公尺。先生原有气管炎宿疾，自此哮喘大作，呼吸艰难。抗战期间，久住重庆，由于山城多雾，地气郁湿，使他的喘症更趋严重，以他的病况，每可觇知气压高低，所以杜先生常常自嘲的说：
说这几句话时，先生的脸色，忽又转为悲戚。我唯恐他激动之后，又起伤感，对于病体大不适宜。我不能不开口说话了，我委婉的劝请先生，安心静养，少说几句话，免得费力。我说我既已到了香港，相聚的日子正长，有话何妨慢慢的谈呢。
正在五内如焚，日夜奔波，突又接到杜维藩兄自香港拍来的电报，他说杜先生自从接悉我即日赴港的信息，他神情大为振奋，危殆之势稍减。电文中还说杜先生想吃台湾的西瓜等物，嘱我行前莫忘了买些带到香港去。
「有两只脚，偏偏不良于行，想说说话，又是气促难言，我岂不是变成活死人了！」
「唉，就是我的儿子，也不能得到消息立刻赶来。京士，你竟会丢开一切，飞来看我我确实是十分的感激，十分的感激！」
七月廿七日，又获急电，趣我速行。廿九日，又是一封急电来催，电文竟是病危，火速飞港。是时，我诸事摒挡竣事，飞机票亦已订好，于是我立即覆电，准定八月一日某时自台北起飞。
「好了好了，你终于来了，这下我就可以不死了！」
然而先生还要向我诉说他的病状，他说：
卅九年六月，一度濒于垂危，幸赖名医会诊，抢救得宜，总算脱离险境，渐有起色。但是到了民国四十年七月，他的两脚开始痲痹，下半身形同瘫痪。这时候，我正在台湾，负有一项相当重要的任务。下旬，突接先生来函，告诉我说：他的病情恶化，体力更衰，希望我能即日摒挡一切，专程飞港，以便晤谈。
接到了先生的这一封信，我的心情，极为沉重，同时忧急交并，方寸大乱。我一面驰函慰问，一面赶办出入境手续，准备启程赴港。在办理各项手续之际，我更分访杜先生在台友好、恒社同人，如洪兰友、陶百川、刘航琛、王新衡、吕光等诸先生。因为当时我已深知，先生病势恶化至此，恐难再有回天之力，我此去就不得不作万一的准备，一应善后事宜，我都要向这几位先生预先请教。
「假的，假的。」
「我的身体像是一只寒暑表，每天天一亮，就可以晓得当日的气候如何？
当时，环侍左右的杜维藩、朱文德诸兄，纷纷的向杜先生竭力譬解，劝他宽心。先生却似理非理，很不耐烦的说：
在香港一住两年多，香江的名医良药，几乎逐一试遍，可是对于他的喘疾，依旧一无是处。卅八年底大陆全面陷匪，中枢播迁台湾。杜先生每天所听到的消息，不是某些意志不坚的朋友，被共匪诱骗回到上海，饱经折磨；便是滞留沪上不及撤离的家人亲友，如何如何的被共匪清算鬪争，这位平生最爱重亲友的巨人，由于自己病困香江，爱莫能助，内心的苦闷，益难排揎，因而影响到他的病势，有如江河日下，险象环生。不久，他便氧气罩须臾不离口鼻，否则，他即无法呼吸。
偕吴开先兄等驱车急赴坚尼地台十八号杜宅，匆匆直趋病榻之前，一眼看见先生骨立形销，病容憔悴，心中有如万箭攒刺。而先生听说我果然来了，欣慰之情，溢于言表，他竭力挣扎坐起，噙着两眶热泪，伸出他枯瘠抖索的手，他欠身向前，牢牢的抓住我不放。那对犹仍神明强固、锐利如昔的眸子，透过泪膜盯望着我，他苦笑着说：
八月二日，上午，我乘民航公司客机飞港，一路忧心似箭，直嫌飞机飞得太慢，正午抵达启德机场，抢先下飞机，一眼看见吴开先、沈楚宝、杜维藩、朱文德诸兄都在机场迎候朱文德兄见我到了，转身先去打电话，通知杜先生。先生获电以后，居然表示不相信，连声的说：
「好了，好了，不要讲了。」
从这一刻开始，直到八月十六日下午一时半，杜先生哲人其萎，长瞑不视，我除了每天下午二时左右，乘先生小睡，抽暇到朋友处去休息片刻，整整十五天里，我始终侍疾病榻畔，须臾不敢轻离。
当时我强忍眼泪，不敢哭出声来，耳朵里只听到先生在气喘咻咻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