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心神不安地在屋内来回踱步，内心难以平静。她几次走向走廊内的长途电话机——这是一九二九年她让人装上的——拿下听筒，检查线路是否正常。什么时候才能收到古斯塔夫平安到达的电话，让人放下心来呢？
“那是因为坏人通常也十分愚蠢，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
“奥德丽说，犹太人正在被赶走，被关起来。可是只有对坏人，人们才这么做，不是吗？”
伊丽莎白误以为儿子早已入睡，于是走进琴房坐在钢琴前，手指滑动，弹出一串音符，然后忧伤地叹了口气。一直能给她的心灵带来安宁的值得信赖的音乐，今天失去了效果。
她不安地看了眼壁炉上的挂钟，已经过了一点。将剩下的时间在脑子里粗略估算了一下，她大概还有两天多的时间，然后就要乘火车经斯图加特、巴黎前往加来，接着从加来乘船穿越海峡前往英国多佛港。这条路线几乎和丈夫想走的路线完全一致，只是古斯塔夫要在苏黎世中转。
希姆莱的任命被宣布后，古斯塔夫曾对伊丽莎白说：“瞧着吧，小怪物现在变成了大怪物。可怜的家乡，可怜的慕尼黑。”
“是的，尊敬的夫人，不过只是远远地看见，因为事先交代过，我们不能交谈，只有到了苏黎世火车站才可以讲话。”
她在旁边的一间咖啡厅里消磨这段短暂的等候时间。过后，她需要买副新手套，因为她在焦虑中将手套弄坏了。
“贝塔不是坏人，但奥德丽可是个多嘴的家伙。不过，你说的也有道理，亲爱的。坏人总是想隐瞒自己的愚蠢，却往往能被人们发现。好啦，宝贝儿，现在睡觉吧。”
伊丽莎白需要一点时间，以便安静地想想下一步的安排，做出重要决定。她打发玛格达带着孩子们和猎犬蜜蜂出去散步，吃冰激凌，贝塔则被她安排去了厨房。
伊丽莎白想和他告别，被律师拦住了，他眼中带着一丝迟疑和痛苦。伊丽莎白意识到，还有更糟糕的消息。
一个小时后，伊丽莎白还在犹豫下一步该做什么。古斯塔夫临别的最后一句话，一直在她脑海里萦绕：永远把孩子们的安全放在第一位！
他表示，由于自己目前的处境，他无法进一步帮助伊丽莎白。她只好放下求助者的角色，变成安慰者，对冯·麦尔林克说了几句安抚和鼓励的话。
她的运气不错，那名男子两点半来上班。伊丽莎白马上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
孩子们的摇篮放到哪儿去了？伊丽莎白问自己。这个问题忽然变得对她十分重要，好像找不到床，她的古斯塔夫就会永远消失一样。一定要找到床的下落。她走出房间，刚到走廊上，就开始呼喊贝塔：“贝塔，孩子们的摇篮哪儿去了？”
伊丽莎白思索着，这就是说，古斯塔夫应该中途下车了。可能是他自己决定下车的，因为他发现了危险，或者……她意识到自己根本不了解火车在这趟线上究竟要停靠多少站。肯定还有几站临时停车。
他笑了笑，对伊丽莎白说：“您不用为我担心，尊敬的夫人。我在隔壁有几个身居高位的客户，我了解他们海外账户的某些明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可以把这事儿捅出来。”
她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家里人带着一堆问题，充满希望地等着她。
“耶稣在最后的时刻就是这么说的。”沃尔夫冈严肃地点了点头，和他的年龄极不相称。伊丽莎白惊讶得嘴都合不上。
在这里，伊丽莎白依旧能闻到婴儿身上散发出来的让人安定的味道，仿佛那个摇篮就在面前。她忧伤地忆起，自己和古斯塔夫曾无数次站在摇篮边，手牵着手，垂着目光注视着床上这个小小的人间奇迹。像地球上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感到难以置信，惊叹于自己创造的这个小生命。
冯·麦尔林克先生自己也遇到了大麻烦，刚刚成为一场末日降临般的搜查的受害者。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被捣毁的办公室里接待了伊丽莎白。他告诉伊丽莎白，被人看见在这里对她不利，因为他已经被怀疑“和犹太猪合作了”。
这份了解让她稍加思索，便做出了下一个决定：她要前往柏林，直接前往权力的中心。继续待在慕尼黑只能毫无意义地浪费时间。海因里希·希姆莱是此地的警察局长。
随着年龄的增长，伊丽莎白阅人的能力也日渐增强，尤其深谙人们眼睛里泄露的信息。她能像读乐谱一样读懂它们。所以，她现在知道，这名男子撒了谎，而且还领悟到他为什么撒谎。是出于恐惧，在权力的威压下产生的恐惧。这个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深受其害。
走进古斯塔夫的睡房，当她闻到他的古龙水和剃须皂优雅的香味时，她修长的鼻子开始抽动。她不是为了哭泣、为了陷入缠绵的思念而来，做些诸如将丈夫的枕头抱在怀里的事。绝不是！毕竟她只是一时联系不上他。
“奥德丽没有讲清楚。犹太人，正如你爸爸，是好人。但是他们一直受到坏人的迫害。”情急之下，伊丽莎白想不出更好的解释，心里暗暗咒骂奥德丽。沃尔夫冈不假思索地接着问：“人是怎么变成犹太人的？”
在他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抽象的。古斯塔夫想，这样也好，对于一个将要离开故乡的孩子，这种方式也许不会让他受到太多伤害。
放下电话，伊丽莎白立刻起身前往冯·麦尔林克律师事务所，她想向律师咨询下一步该怎么办。律师已经有客人了，而且还不少，但这些人肯定不像伊丽莎白·马普兰夫人这样受律师欢迎，而且也远没有伊丽莎白这么美丽优雅。
沃尔夫冈高兴地举起手说：“以伟大的印第安人的名义，我发誓！”
“奥德丽，请您冷静下。”讲话时，伊丽莎白觉察到大家都围在了她身边，露出担忧的眼神。黛博拉脸色苍白，大睁着双眼，努力保持镇静，还牵着沃尔夫冈的小手，安慰着他。儿子的右侧站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十分可靠的玛格达。
七点，八点，然后是九点，古斯塔夫仍然没有来电。脑海中那嗡嗡的旋律在加快速度，从柔板变成了中板，又从中板变成了急速的快板。她的心跳也在加快，跳得慌乱而毫无节奏。
不过，儿子还没有完。“伦敦的事儿是个秘密，对不对，妈妈？”
律师事务所里乱成了一锅粥：遍地是空文件盒，碎纸片，一些家具掀翻在地，抽屉被抽了出来。一大队身穿制服的人带着装满的盒子，正准备离开。他们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优雅出众的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逐个看过去：这是她的家人，她深爱的人，信任她的人。这种凝聚在一起的力量给了她勇气。她觉得心情骤然平复下来。如果最可怕的事情真的已经发生，她就要着手处理，而恐惧和犹豫于事无补。现在需要的是理智和果断的行动。
她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慌张好似跌到了尘埃里。终于，她又可以安静下来，清醒地思考问题了。她温柔地摩挲着摇篮，随后小心翼翼地将它重新盖上。从顶楼下来后，贝塔挥舞着抹布，嚷嚷着“要为医生夫人掸掉身上的蜘蛛网”，伊丽莎白阻止了她，让她回厨房。
“生下来就是，儿子。”
不过，沃尔夫冈依旧对伦敦十分上心，之后好长时间也没有入睡。他想知道，这个充满神秘气息的伦敦到底在哪儿。可是，奥德丽知道得也不多，无法回答，只能闲扯那是什么海中的一个潮湿小岛。
她又吻了下儿子的额头。“对，伦敦也是个秘密。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听到了吗，儿子？向我保证？”
最后她走进了黛博拉的房间，为了让房间适合青春期的女儿，这里已经被重新装饰过了，添加了带帷幔的床和梳妆台。
“什么，他没有到？那他在哪里？”伊丽莎白喊着，将听筒紧紧贴在耳朵上，恨不得塞进去似的。奥德丽的惊慌从电话线的另一端朝她迎面扑来，将可怕的预感传染给了她。
这的确是不能再坏的消息了，而且偏偏是在此时此刻。不过此时的伊丽莎白只顾着担忧丈夫的下落，还无法真正理解律师话中的意味深长。
真是太可怕了。这些沉重的思虑在她心头翻滚，与此同时，时间像逃逸的气体般迅速流逝。她希望自己的意志像一条绳索，能把自己牢牢地捆住。的确，伊丽莎白想，时间真是上帝创造的宇宙中最恶毒的东西，它总是和人们对它寄予的希望背道而驰。在人们悲伤难过的时候，时间尤为难挨。
伊丽莎白走进琴房，那些难忘的时刻又回到了眼前。她经常自己伴奏，练习咏叹调。有时古斯塔夫会悄悄走进来，和她一起沉浸在音乐中。即便没有看见他，可只要丈夫在那儿，伊丽莎白总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们在沉默中交流，感受音乐的律动。那些音乐曾回响在他们的心头，此刻，伊丽莎白还感到它们萦绕在房间里。也许直到今天，这些音乐还留在那个房间里，因为记忆是不会逝去的。
一阵沙沙声，接着是一阵噼啪声，之后听筒里传来了来自遥远的苏黎世的声音。可说话的并不是古斯塔夫，而是奥德丽，她喊道：“医生夫人，医生夫人，是您吗？”
伊丽莎白站起身，在紧张和犹疑中走向了配菜间，那里悬挂着几幅镶嵌在银相框中的家族照片。照片中是凝结了的幸福时光，足以永留心底。她缅怀着亲人，感觉每张照片都带给她信心，每一缕微笑都像是亲切的耳语，给她的心灵注入勇气和坚毅。
首先要做的是，尽量从奥德丽那里了解一切有用的信息，给她进一步指示。“奥德丽，你仔细听清我的问题。你在慕尼黑看到医生上车了吗？”
“如果犹太人都像爸爸那么好，为什么人们对待他们那么坏？”
“没有，这正是奇怪的地方。什么事情都没发生，可医生却不见了。我该怎么办？”奥德丽又哭诉起来。
晚上，伊丽莎白将经典的《温内图的故事》读了将近二十遍，才把沃尔夫冈早早送上了床。她合上书，吻了下他的额头，像往常一样说道：“祝你睡个好觉，梦见无数的小星星。”
“没有必要哭，奥德丽。”伊丽莎白断然道，“你听我说，照我下面的安排做：今明两天你就在酒店住下，仔细看下列车时刻表，然后等每一趟从慕尼黑来的列车，看医生是否下车。今明两天，听明白了吗？医生也许在中途下车了，然后换到了其他班次。他之后在苏黎世需要用到那些证件。你尽量不要引人注目，今晚八点再给我打一次电话。医生和我都相信你，奥德丽。我们会好好酬谢你的，上帝保佑你。”
爸爸轻声笑了笑，告诉他，大概要到他第一次长出胡须来那么长。
她急忙赶回家。这时，玛格达已经带着孩子们回来了。她向玛格达透露了自己的打算，吩咐了一些事项，同时随便拿了一些东西塞进大包。这些东西大概够她在柏林停留两夜一天了。
而且，他还听到，也许他们将永远留在那里。所以前几天，他还特意询问爸爸，“永远”是多长。
最糟糕的情况是，古斯塔夫因为持有伪造证件在火车上被人抓住了。伊丽莎白没有去想这种可能性。原因很简单，她不愿意去想这种可能。但这种可能性隐藏在她脑后，轻轻地在那里嗡嗡盘旋，时刻准备跳出来，吓得她魂不附体。
“真是您啊，谢天谢地，尊敬的夫人。可是医生没有到！”听筒那边，奥德丽努力讲着标准的德语，因为医生在出行前要求她这样做。
这个乘务员有一双祖父般慈祥友善的眼睛。他透过单片眼镜端详着照片，同时还捋着胡子，硬硬的胡茬颇有威廉皇帝昔日的风采。最后，他回答道：“不认识。对不起，尊敬的夫人。”然后迅速离开了。
伊丽莎白读懂了冯·麦尔林克疲惫的眼神，他估计自己不久就会被逮捕。
忽然间，伊丽莎白痛苦地思念起了两年前平静逝去的母亲。要是她还在，能给自己多大的安慰啊！
“是我，奥德丽，请讲吧。医生在哪儿，他一切都好吗？”
“愚蠢的人一定是坏人吗？奥德丽说贝塔很蠢，可我觉得她不是坏人。”
这肯定是笃信《圣经》的奥德丽给他的另一份礼物。
伊丽莎白彻夜未眠，期盼的电话迟迟未到。每时每刻她都试着自我安慰，让自己相信，肯定是因为太晚了，古斯塔夫不想吵醒孩子们。筋疲力尽的伊丽莎白不愿放弃希望，相信明天一早他肯定会打电话来。
可儿子还不想睡觉，而是提了个问题：“妈妈，爸爸为什么变成了犹太人？他又没干什么坏事，不是吗？”伊丽莎白正在想着烦心事，被这个问题吓了一跳。她突感胃里一阵不适，差点瘫倒在地。不过，她尽量把持住自己，站稳了回答道：“不是，宝贝儿，当然不是啦。你怎么想到这上面去的？”
这是当然。可如果不知道古斯塔夫的下落，就带着孩子们朝不明朗的未来远行，又有多安全呢？如果丈夫途中因为假证件被逮捕了怎么办？那样的话，她需要留下来解救他！如果在伦敦，她就帮不上丈夫任何忙了。
演艺生涯让她结识了一些柏林的高层人物。她在脑海中把所有的事情又过了一遍。冯·麦尔林克急切地建议她不要浪费时间，立刻离开，可她所有的证件、车票都是为六月十五日的出行安排的，当时办这些花了很长时间，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改签？况且，奥德丽还在苏黎世等着，丈夫下落不明，她怎么能想着现在离开？她心中所有的想法都在抗拒这个计划。
正好两点半的时候，她在站台上见到了那位上了年纪的乘务员，把丈夫的照片递给他，询问他能否回忆起这名前往苏黎世的乘客。
一个念头闪过脑海，现在她知道该做什么了！她要自己去调查丈夫的下落！她选了一张古斯塔夫的照片，把它从镜框中取下来。随后，她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主火车站。到那里后，她找到了车站主管，询问昨天中午开往苏黎世的列车上当班乘务员的名字。
对于还不到五岁的沃尔夫冈来说，这真是长得难以想象。就像伦敦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遥远的目的地，完全存在于另一个维度。
的确如此。冯·麦尔林克说道：“十分遗憾，尊敬的夫人，我不得不告诉您这个坏消息。您应该能猜到，这帮人拿走的文件中包括您丈夫委托我出售房产的全权授权书。此外，我无法知道客户的账户会怎么样，不过我估计大部分都会被清理。我想说的是，马普兰夫人，很快您就会知道将发生什么。您理解我的话吗？我能给您的建议是：带着孩子赶紧离开德国。如果可能的话，最好今天。”
她沉思着，在各个房间转来转去，下意识地寻找保留了丈夫最多生活痕迹的房间。在古斯塔夫的书房里，她拿起丈夫的雪茄烟盒，打开盒盖，立刻闻到了那股汹涌而出的熟悉味道。她喜欢这个味道。古斯塔夫只在有朋友到访时才偶尔抽根雪茄。实际上，他并不喜欢烟熏火燎的感觉。古斯塔夫对抽烟有一套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曾当着她的面断言，除非人是一块熏肉，否则抽烟一定有损健康。
“火车有不该停却停下来的时候吗，奥德丽？警察检查过车厢吗？或者你看到过穿制服的人吗？”
“上帝也保佑您，尊敬的夫人。”听筒里咔嚓响了一声，来自瑞士的电话断了。
第二天上午，所有人都紧张而压抑。伊丽莎白中午无法陪古斯塔夫去火车站。作为著名的歌唱家，她很可能被人认出来，而他们要避免引人注目。所以大家只能在家里告别，拥抱，哭泣，叮咛嘱咐，发誓保证。摄政王广场的这所宅子里上演着一幕告别戏。
贝塔蹒跚着走过来，脸颊越发红了，好像她一思考，血就涌上了脸。她手里揉搓着一块擦碗布，仿佛要从中挤出一个答案来。突然，她睁大眼睛，宣布自己一闪而过的记忆：“在顶楼上，尊敬的夫人，在顶楼！汉斯之前把所有用不着的东西都放到那里去啦。”
伊丽莎白轻轻笑了，她想起了新婚后的情景。有时，她耐不住性子等待，自己跑到古斯塔夫的睡房来找他。他握住她的手，轻吻她的指尖，用沙哑的声音对她说：“亲爱的，我能感受到你皮肤下面音乐的震荡。”说罢，将她紧紧拥在怀里，随后两人的身影飘出房间，一起消失在如梦的回忆里。
梯子架好了，贝塔在旁边扶着，伊丽莎白敏捷地爬上了顶楼。她立刻发现，奥德丽没有在这里发挥她的洁癖。不过，她很快在一张大床单下找到了精工细雕的摇篮。
古斯塔夫和希姆莱两人年龄相仿，彼此认识，曾同时就读于提尔施大街上的巴伐利亚皇家威廉海姆文理中学。这所学校于一五五九年由耶稣会创办，是慕尼黑历史最悠久也最有名的文理中学。
如果伊丽莎白想现在前往柏林，同时又不耽误去伦敦的行程的话，那么她去首都就只能乘坐新出现的飞机。伊丽莎白还从未坐过飞机，这将是她的第一次飞行体验。坐火车往返柏林耗时太长。尽管她对飞机这种新兴交通工具一无所知，但还是马上下定决心，没有片刻犹豫。
他大约一个小时前就该到苏黎世了。也许火车晚点了，也许他没能立刻叫到出租车，也许他还在酒店前台办理入住手续，也许酒店没有房间，又或许酒店房间的电话坏了或者占线。关于古斯塔夫为什么还没有打电话给她，无数种可能性飘过伊丽莎白的脑海，她想到了所有让丈夫理所当然地没打成电话的原因。
“我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等啊等啊，等到站台上人都走光了，行李箱也都没了，还是没有看见医生下车。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电话那边的奥德丽抽噎着，被陌生的异乡环境吓坏了。在家里的时候，她最远只到过慕尼黑南边的一个行政区施特拉斯拉赫。
伊丽莎白的心跳都快停止了——因为去伦敦的计划，本来绝对不该让沃尔夫冈知道的。等着瞧吧，嚼舌头的奥德丽，回头要你好看。
终于，九点刚过，尖利的电话铃声响起。六神无主的伊丽莎白跑向电话。听筒里传来女接线员细弱无力的声音：“您有来自瑞士的电话，请稍等。”
伊丽莎白想赶紧溜走，以免被儿子没完没了的哲学问题缠住，这是古斯塔夫的专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