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否定的判断，鉴于人们的求知欲而不受特别重视；人们干脆把它们看做是我们不断追求扩展的知识欲的嫉妒心强的敌人，哪怕是要为它们赢得宽容，也差不多需要作一番辩护，更不用说为它们赢得好感和尊重了。
但应当注意的是：我在先验批判的这第二个部分中，并不是把纯粹理性的训练集中于出自纯粹理性的知识的内容，而是仅仅集中于其方法。前者在要素说中已经从事过了。但是，理性应用不管它被运用于什么对象，都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而就它应当是先验的而言，却毕竟同时与所有其他的应用有如此根本的区别，以至于没有一种特别为此提出的训练的告诫性范导学说，就无法避免那些肯定必然地从不适当地遵循这样一些虽然通常适合理性、但在这里却不适合的方法而产生的错误。
每一个人都很容易承认，乐于允许自己有一种自由而不受限制的行动的气质以及才能（例如想象力和机智）在许多方面都需要一种训练。但是，真正说来负责给其他一切努力规定训练的理性，自身却还需要这样一种训练，就确实显得令人惊奇了；而在事实上，它之所以迄今一直免受这样一种屈辱，正是因为它现身时的那种庄严和周密的样子，使得没有人会轻易怀疑它竟然轻率地用想象代替概念，用语词代替事物。
人们尽管可以在逻辑上随意否定地表达一切命题，但就我们一般知识的内容而言，无论知识是通过一个判断得到扩展还是受到限制，否定的命题的特有任务却仅仅是阻止错误。因此，应当阻止一种错误认识的否定命题，在毕竟永远没有错误可能的地方，虽然是十分正确的，但却毕竟没有意义，也就是说，根本不适合它的内容，也正因为此而是可笑的；例如那个学院演说家的命题：亚历山大如果没有军队就不能征服各国。
理性在经验性的应用中无须批判，因为它的原理在经验的试金石上经受着一种连续的检验；此外在数学中也无须批判，在数学中它的概念必须在纯直观上立刻具体地表现出来，而任何没有根据的和任意的东西都由此而马上显露无遗。但是，在既无经验性的直观又无纯粹的直观将理性保持在一个可见的轨道之内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纯然根据概念的先验应用中，它就十分需要一种训练来约束它那把自己扩展到可能经验的狭窄界限之外的倾向，并阻止它放纵和失误了，甚至纯粹理性的全部哲学都是仅仅与这种否定的效用相关的。个别的误入歧途可以通过审查来清除，其原因可以通过批判来清除。但是，例如在纯粹理性中，在遇到欺骗和幻象相互联结并在共同的原则下统一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的地方，就显得需要一种独特的——尽管是否定性的——立法，来以训练的名义从理性及其纯粹应用的对象的本性出发，建立一个审慎和自我检验的体系；面对这个体系，任何错误的玄想幻相都无法存身，而是不管有什么理由来掩饰它，都立刻暴露出来。
但是，在我们的可能知识的限制十分狭窄、作出判断的诱惑十分强烈、呈现出来的幻相十分骗人、而从错误产生的害处又十分显著的地方，仅仅被用来保护我们避免错误的传授，其范导就比我们的知识由以能够获得增长的一些积极教导更为重要。人们把用来限制、最终根除偏离某些规则的经常倾向的那种强制称为训练。训练有别于教化，教化应当只造成一种技能，并不去除另一种已经存在的相反技能。因此，对于一种已经独自具有表现的冲动的才能的形成来说，训练所作出的是一种消极的贡献（我清楚地知道，人们在学院用语中习惯于在同等含义上使用训练这个名称和传授这个名称。然而与此相反，在其他许多场合，前一个表述作为管教被慎重地与作为教导的后一个表述区别开来，而事物的本性也要求对于这种区别来说保留惟一合适的表述，所以我希望，人们绝不允许在别的意义上使用训练这个词，而仅仅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它。——康德自注），而教化和学说所作出的则是一种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