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哲学的童年时代是从我们现在宁可结束的地方开始的，也就是说，首先研究关于上帝的知识，研究对于另一个世界的希望，或者干脆说另一个世界的性状，这是值得充分注意的，虽然也自然而然不能不如此发生。无论从各民族的野蛮状态遗留下来的古老习俗引入了哪些粗糙的宗教概念，这也毕竟并不妨碍较开明的人士献身于对这一对象的自由研究，而且人们很容易看出，除了良好的生活方式以外，不可能有彻底的和更为可靠的方式来让统治世界的不可见力量所喜悦，以便至少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幸福。因此，神学和道德是以后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致力从事的抽象理性研究的两种动机，或者准确地说是其两个关联点。然而，真正说来正是前者将纯然思辨的理性逐渐地纳入后世以形而上学的名义而如此著名的工作之中。
我现在并不想区分形而上学的这种或者那种变化所遇到的各个时代，而只想简略地概述理念的那种引发主要的革命的差异。而且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三重的观点，在这个争执的舞台上的最重要的变化都是在这个三重观点中实现的。
1.就我们一切理性知识的对象而言，一些人纯然是感觉论哲学家，另一些人纯然是理智论哲学家。伊壁鸠鲁可以被称为最重要的感性哲学家，柏拉图则可以被称为理智论者的最重要的哲学家。两个学派的这种区别无论多么难以琢磨，却是在最早的时代里就已经开始了，并且长期以来保持不断。前一个学派的哲学家们主张，惟有在感官的对象中才有现实性，其余的一切都是想象；后一学派的哲学家们则与此相反，主张在感官中只有幻相，惟有知性才认识真实的东西。不过，前一些人毕竟并不否认知性概念有实在性，但这种实在性在他们那里只是逻辑的，而在后一些人那里则是神秘的。前者承认理智的概念，但是只接受感性的对象。后者则要求真正的对象是理知的，并且主张一种通过不为任何感官伴随的、在他们看来只是被其搅乱的纯粹知性的直观。
3.就方法而言。如果人们应当把某种东西称为方法，那么，它就必须是一种按照原理进行的程序。现在，人们可以把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流行的方法分为自然主义的方法和科学性的方法。纯粹理性的自然主义者奉为原理的是：经由无须科学的平常理性（他把这种理性称为健全的理性），就可以在构成形而上学的任务的那些最崇高的问题上比经由思辨有更多的建树。因此他断言，人们按照目测比绕道数学能够更可靠地确定月球的大小和距离。这纯粹是把厌恶学问当做原理，而最为荒唐的是把对一切人为方法的忽视誉为扩展知识的一种独特方法。因为就自然主义者从诸多洞识的缺乏出发而言，人们也不可能有理由深责他们。他们追随平常的理性，并没有自诩其无知是一种方法，包含着从德谟克利特的深井中汲取真理之秘诀。Quod sapio, satis est mihi, non ego curo esse quod Arcesilas aerumnosique Solones, Pers.［我满足于我所知道的，我并不想成为阿尔凯西劳和忧患重重的索伦们。——佩尔修］这就是他们的格言，他们以这一格言自得其乐，过着值得赞同的生活，不去操心科学，也不扰乱科学的事务。
至于科学性方法的遵循者，他们在这里的选择是要么独断地行事，要么怀疑地行事，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得不系统地行事。如果我在这里就前者而言提到著名的沃尔夫，就后者而言提到大卫·休谟，按照我目前的意图我就无须再提他人了。惟有批判的道路尚无人行走。如果读者乐意并且有耐心与我一起走这条道路，他现在就可以作出判断，是否——这随他的便——贡献出自己的力量，使这条小路变成康庄大道，许多个世纪未能成就的事业也许在本世纪终结之前就可以达到，也就是说，使人类理性在其求知欲任何时候都致力从事但迄今一无所成的事情上得到完全的满足。
2.就纯粹理性知识的起源而言，它们或者是自经验中派生的，或者是不依赖于经验而在理性中有其源泉。亚里士多德可以被视为经验论者的领袖，柏拉图则可以被视为理性论者的领袖。近代洛克追随亚里士多德，而莱布尼茨则追随柏拉图，他们在这场争执中仍然不能作出任何决定。至少，伊壁鸠鲁在自己那方面按照其感性体系来说比亚里士多德和洛克（尤其是后者）更为坚持不渝（因为他绝不以自己的推论超出经验的界限），而洛克在从经验推导出一切概念和原理之后，却在这些概念和原理的应用中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他断言，人们能够像证明任何一个数学定理那样清晰地证明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尽管这两个对象完全处在可能经验的界限之外）。
此处设立这一标题，仅仅是为了标识出体系中还剩下且今后必须完成的一个部分。我满足于从一个纯然先验的观点出发，亦即从纯粹理性的本性出发，向迄今为止对这种本性所做的种种探究的整体投去匆匆的一瞥；当然，这一瞥使我的眼睛看到的虽然是建筑物，但却只不过是废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