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而言，围绕《浮城物语》的争论可以看做是纯文学的文学观和大众读物文学观的一种对立。在这里，敏感的科幻粉丝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后，科幻作品数十年间反反复复地多次受到批判的原因了。在日本，虽说又历经多年，但“不是人能写出来的”这类针对科幻小说的批评依然不断。
无论是民权小说，还是国权小说，都是借小说的形式来议论天下大事的政治小说，从这点上来看都属于左国史汉的范畴。虽然在文体上采用了明治的言文一致体，但其精神上还是和前近代的汉文学相同，属于“高雅文学”。按照前近代的文学观来看，描述低级的世态人情与风俗的剧本和读物至多算是文学里的“下里巴人文学”。由于西洋文学告诉人们描写人情世故和日常生活的作品才是真正的文学。批判矢野龙溪的内田鲁庵正是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迅速接受近代文学观的。
石桥忍月也痛批矢野龙溪的作品，并指出“（小说）必须以描述人们的生活为目的，（中略）如果不以人们的生活为目的，编造一些无关的人事，追求眼花缭乱的结构，纯粹是小文人的拙劣伎俩。我为报知新闻没有遵守‘美’而感到悲伤，为其作品不以人们生活为目的而感到可悲。”（《国民之友》明治23年4月3日）
这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拥护科幻小说的言论吧。真不愧是星新一先生的大伯父（祖母小金井喜美子的哥哥）。与此同时，德富苏峰和翻译家森田思轩也称赞这部小说。不过，内田鲁庵和石桥忍月等人却给予小说以猛烈的批判。
不过，矢野龙溪“野史小说的关键在于要取悦人”的主张，受到了不知庵主人内田鲁庵的猛烈批判。内田鲁庵认为“小说昭示了人的命运，分析人的性情。最进步的小说应表现当代人情，其他都不算是小说。（中略）所谓的英雄美谈或者寓意小说都属于虚拟小说，而且绝对不能称之为小说。”（“读《浮城物语》”其一，《国民新闻》，明治23年5月8日）
但是纯文学也并非绝对拒绝高雅文学的价值观，这就是主人公苦恼的问题。高雅文学中的人们为了天下国家大事而烦闷，悲愤慷慨，并且附之行动。与此相对，纯文学则多描述人们内心的苦闷，主人公将所有的苦闷藏于自己的内心，苦恼却得不到发泄。
“或者说小说就是诗，报知异闻作为诗果真具有价值吗？是的，小说实际就是诗，是叙事诗，但小说的定义绝非世人想的那么狭隘（中略），虽说仅看报知异闻之初篇，不能成为通观全篇之由，但在其诗的天地间，这部小说毫无疑问是值得一读的。”
矢野龙溪在《浮城物语》的自序中写到：“野史小说关键在于要取悦读者，要让忧者乐，穷者达，替读者消愁解闷，这才受人欢迎。船坚炮利所向披靡，雄心壮志驰骋天下，理科学术能做世人不能为之事，远航贸易获利于海外，此乃本书所记之处。国人阅读之如大悦，则知其郁闷所在。”矢野龙溪强调小说的价值在于取悦读者，这可以看做是娱乐宣言。
虽说是想“取悦于读者”，但矢野龙溪所说的“愉悦”是指由远大理想带给人们的愉悦。国权冒险小说不单纯是娱乐读物，同时也是通过读书促使人们行动起来的政治小说。
《浮城物语》确实还遗留着前近代的文学观，但这并不意味它就完全等同于前近代的读物、野史。
《浮城物语》争论所带来的一个显著的变化就是，之前的高雅文学、下里巴人文学等价值观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是纯文学和大众文学（这样的名称在当时并未确立），此后便成为了文学作品的评价基准。在此背景下，很多有如同高雅文学那样有明确的主张或愿望的小说就逐渐地被视为大众文学。
森鸥外以“题报知异闻”为题给《浮城物语》作了序，序文中写到“报知异闻，业已登出，评论者云，疑似武勇传，所谓‘武勇传’，因其是欧洲‘罗曼蒂克’的诞生地，曼恰的王公贵族为此玩物丧志。评论者又云，儒勒·凡尔纳像野史。说儒勒·凡尔纳像野史是因其籍自然之事布局谋篇，震惊世俗凡人。”森鸥外还写到“现在的欧洲文学家们大都鄙视儒勒·凡尔纳，原因是凡尔纳使其小说主人公或上云天或入沧海”，因此被自然主义文学观看不起。此外，森鸥外还有如下的陈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