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罗比达在其作品中描述了一个由女性组成的义勇军，女性们为了自己的权利和男性战斗，并通过自己的战斗获得了与男性对等的权利。罗比达对这种“强势女性”的感觉也许和其作为画家密切参与时装界有关。这些女性大多与男性一样工作。罗比达在作品中，将伦敦定位成一个摩门教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美国被中国和印度分割，其间有一个狭长的国家叫做摩门共和国。看来罗比达对摩门教相当感兴趣。对此，他将讽刺的笔法运用得淋漓尽致。
但是，在罗比达的作品中，比时装更新潮的是对“女性走上社会”的描写。
纪田顺一郎在《开国的精神》中说道，日本的女权思想自明治11（1878）年，穆勒的《妇女的隶属》作为“男女同权论”翻译出版以后，便迎来了理论充分的女权扩张论时代。然而随着民权运动引起的激进社会革命逐渐衰弱，女权扩张论也不得不朝着改良主义的方向妥协。这时所提倡的“女权”已不是参政权，而是要求受教育和步入社会的权利，是一种稳健的主张。或者说，这是当时包括民权论者在内的所有男性知识分子所能接受的极限。
人们常常认为明治前期的日本空想政治小说太过乐观。事实上，政治小说伴随着现实中民权运动的挫折，逐渐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将自己的境遇与俄国虚无党的失败重叠，发展成悲惨小说；另一个发展成为脱离现实、讲述理想实现的未来小说。在这里指责后者肤浅是不对的。政治小说采取未来小说的形式，将理想社会作为已实现的社会来描述。他们通过描写“理想社会”，来暴露出现实社会的缺点。例如，井康隆在《美艺公》中就指出，现代科幻小说是通过描写美丽世界来对现实进行强烈的批判和表示殷切希望的。我认为这些小说也以自己的方式体现了这一点。
在罗比达的《第二十世纪》中所预测的未来社会中，不仅有高度发达的空中文明和广告过剩这些特征，还描写了很多的“未来时装”。不过，在现在人们的眼中，这些时装大多与19世纪后期法国时装类似，一如既往地用紧身胸衣束腰，帽子也是必需品。不过听一位对服装史很熟悉的朋友介绍，书中女性裙子长度之短并不合现实。
当时，对于女性没有参政权还有一套解释。主要是由于当时国民最大的义务——兵役是只针对男性的。国家若有战事，士兵必须拼上性命去战斗。在法国，以前的参政权是按纳税额决定的（只有纳税到一定数额以上的人才可以参与政治，当时的政治其实就是决定税金的使用方法，也就是说这一规定来源于权利与义务），不过到了近代国家开展全民兵役制后，普通的选举运动开始推广。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全民兵役”中的“全民”仅限于男性，所以也只承认男性有选举权。
与之相对应，杉山藤次郎的《文明之花》（明治20年）是一部站在正面的立场上主张妇女参政权的作品。由于全篇都是演说的腔调，作为小说不太吸引人。不过书中所提到的东京议会中发表反对妇女参政运动演讲的议员在返回老家之后被妻子狠狠地责备等情节 ，大有预见大正期“气管炎”热潮的感觉。本书指出：“环顾五洲列强之政治，尚无一国女性获得参政权。（中略）这正是偏颇不公。”结尾写道：“欲爱护女性之人需致力于其权利的获得。不，这是有觉悟的普通男性的责任和义务。”再提一句，日本妇女于1945年才获得参政权，比这部作品晚了将近60年。
明治前期的日本也有围绕女性参政的女权运动。维新前后也有少数女性志士。自江户时代开始，女性的识字率就比较高。到了明治初期，先进的欧美自由思想传播到日本，对女性参政权的“理解”更为广泛。
改进党派的民权思想家须藤南翠在《新妆之佳人》（明治19年）中，既宣传了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又告诫了企图在欧化潮流下进入社会的女性不应“轻举妄动”。广津柳浪也在处女作《蜃中楼》（明治20年）中，描述了一个女学生为了女子获得参政权四处奔走，最后却徒劳疯癫而死的悲惨故事。站在一个冷漠的立场上讲述了女子参政权不过是一场海市蜃楼。
罗比达作品中所描写的女性都能够正常进入大学、成为律师或是证券中间人，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甚至能够战胜男性候选人参与国政。这些若是在今天的社会谁都不会觉得诧异。但是，在19世纪，经济方面暂且不说，在政治方面，女性是不拥有与男性对等的权利的。即便在“进步的”欧美也是一样。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黑人男性的参政权被认可，但黑人女性却并未被赋予选举权，而且白人女性也没有参政权。在黑人男性都有参政权这一契机下，美国的妇女参政运动方才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在罗比达生活的时代，法国也有女性运动，部分地区甚至不太稳定，但女性并没有获得参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