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知道破译日方的密电为己用，日方当然也知道破译中方的密电为己用。日方的密电破译困难，中方的密电破译容易。反破译，比破译更迫切。池步洲在破译领域做出了贡献，又在反破译领域做出了成绩。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就是鉴于各部队大量密电失密，作战失利，为亡羊补牢计，才在一九四二年恢复的。从时间上看，已经太晚了。调训的对象，为各部队的译电主管、机要秘书和译电员。池步洲主持其事以后，训练方法有所更新：一般分两步走：一步为思想武装，一步为技术武装。
进攻与防御并重，本来是兵家的常识，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才是。但是国民党部队的长官们对“防御”的理解比较片面，总以为构筑工事、布置重兵，才是正经八百的“防御”，而不把保护电讯机密看作是防御，至少也是重视不足。
所谓思想武装，是让学员们认识到反破译的重要性。学员们进来，先让他们用自己编的密码发报，然后请有经验的教官当场破译。这一招特别有说服力，有许多译电员本来很相信自己编的密电码，认为不可能被别人所破译；举办这样的训练班，完全是中央对下面不放心，强求统一。经过当场试验，一个个目瞪口呆，方才懂得了“大意失荆州”的真正涵义。
当时，军委会与各部队之间通信联络所用的密码本子，是毛庆祥管的机要室编制并发布的，编码出于专家之手，机密性相当高，日方想破译，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日方破译的，主要是各部队之间联络的电报。从道理上说，各部队之间的电报，也应该使用军委会机要室统一颁发的密码本子才对，但是国民党部队派系复杂，不但中央军有嫡系非嫡系之分，地方军还有军阀部队与地方武装之分，甚至还有地主武装和改编的土匪武装。他们互相之间的联络，有些事情是不想让蒋介石知道也不想让别的兄弟部队知道的。因此，他们自己的报务人员就编制出一些保密性能很低的密码本子，互通消息。这些“土密码”，不用花费多大力气就能破译，因此日方不用费时费力地去破译军委会机要室编制的正统密码，就能够很容易地从各部队之间的密电联络中得到我方的军事情报。
第二步，才是技术武装，也就是教给学员们编制高级密码的方法，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编制密码，也借以说明中央举办训练班，目的在于加强保密，是从抗战的需要出发，并无强求统一的意思。
陈洁予是毛庆祥的妹夫。他之所以取代毛庆祥，一是因为侍从室下面新设一个机要组，由毛庆祥任组长，下属四个部门：军委会机要室（毛庆祥兼主任）、军委会技术室、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及新设的军电管理处，这一来，毛庆祥身兼三职，实在忙不过来；二是因为毛庆祥主持军技室工作三年，如今到了抗战后期，却连日本陆军密电码的门儿也没摸着，其他法文密电、英文密电的研究，更是因人设事，徒有虚名，连边儿也不沾。三年来，只靠池步洲等人破译一些日本外务省的密电支撑门面。成绩不大，他兴趣也减低，就趁蒋介石侍从室新设机要组的机会，乐得把这副挑子让给他妹夫。
一九四四年春，池步洲奉命参加中央训练团受训。中央训练团是为培训党政军高级人员而办的，由蒋介石自任团长，目的是增加凝聚力、向心力，变非嫡系为嫡系。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每期约三四百人，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地点在重庆两路口上面的浮图关（后来叫复兴关）。当时池步洲家住两路口附近，离训练团很近，但也只能每星期天回家一趟，平常时候不许外出。那一期负责军事训练的是邱清泉，他是德国军事学校培养出来的，当时只有四十多岁，精力充沛，神气很足，口令清晰，调度有方，古文底子也不薄，颇有点儿儒将的风度。政治课主要请社会名流来演讲，文的如陈立夫、陈果夫；武的如冯玉祥，都去讲过课。开学典礼和结业典礼，蒋介石当然要到会讲话。受训期间，他也偶然来讲一两次话，无非笼络人心而已。
当时，重庆破译密电界曾经流传这样一个笑话：土军阀石友三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打电报给石友三说：“咱们之间来往的电报，有可能被中央译出来了。”石友三回电说：“密码本是我和参谋长关着门编出来的，没有第三个人看见，绝不会被中央知道的。”
其实，石友三秘密与日寇勾结的来往电报，都已经被军技室第六组译出，早已经报告蒋介石了。
池步洲的一生，以这一阶段的“官儿”当得最大，不但挂少将衔，而且独当一面，做的也是为抗日服务的工作。
此外，军委会机密室下达的密码本子，保密性固然高，但使用起来也比较麻烦，译电员为了图省事，除了与军委会通电不得不用之外，本部队内部或与友军联络，都愿意使用简单省事的“土密码”。这也是密码失密的原因之一。
这个例子，说明地方部队的长官们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密码，更谈不上反破译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池步洲奉调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为副主任。不久班主任陈洁予调到军技室为主任，池步洲即晋升为少将班主任。
从动向和迹象上看，蒋介石确实有进一步重用池步洲的打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抗战一结束，池步洲见自己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无意于官场倾轧，毅然挂冠而去。
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是抗战以前开办的，地点设在南京。当时的训练对象和内容，很可能是纯译电技术，与破译或反破译无关。抗战以后，训练班迁到贵阳。从反破译的角度看，训练班应该扩大才对，但不知为什么反倒停办了。一九四二年，因中方密电频频被日方所破译，出于抗日的需要，又奉命恢复。教学内容侧重于反破译，地址在重庆南岸弹子石孙家花园附近。此举虽有为时太晚的感觉，但亡羊补牢，补一下总比不补的好。
其实，各地方部队编制“土密码”进行联络，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之举。军技室第六组有一个科，就是专门破译各部队自己编制的“土密码”的，因此，各部队有什么违背中央的行动，蒋介石也大都知道。
当时的前方战场上，往往一场战役还没有开始，有关我方的军事部署和部队调动等绝密情报就被日方侦得。甚至还有过这样的笑话：在开战的前一天，日方故意通过其官方通讯社同盟社的新闻电，把我方的军事秘密当作普通新闻向全世界公布，弄得前方的指挥官狼狈不堪：按原作战计划执行吧，等于去钻敌人的口袋，肯定会全军覆没；临时改变作战方案吧，事出仓促，已经来不及了。最后一招只好背着“临阵脱逃”的罪名“战略撤退”，还要小心翼翼设法逃过敌人的伏兵，能够安全撤出，就算万幸。
军技室的任务，是破译日方的密电为我所用，是进攻型的。译电人员训练班，则是防止日方破译我方的密电，也就是反破译，因此是防御型的。
池步洲主管这个训练班两年零三个月，一共办了六期，每期的学员约一百人左右，时间最短的三个月，最长的六个月。送来学习的学员中，以傅作义部队的人最多，几乎每期都有。这也说明傅作义将军对密电保密工作的重视。
按照惯例，训练班主任应该兼任党的区分部书记，但是池步洲入党之初即与陈固亭有约在先：不参加一切党务活动，如今独当一面，成了小首长一位，却仍不改初衷，只管业务，不关党务。他把自己极不感兴趣的党务工作推给一个副主任去兼理，绝不过问。
因此人们说：前方打仗，有两个战场，一个在地上，那里千军万马，硝烟弥漫，冲锋陷阵，血肉横飞，谁的实力强大谁取胜，打的是武力仗；另一个在天上，那里碧空万里，无声无息，只有听不见也看不见的无线电波纵横交错，谁能把密码变成明码谁取胜，打的是智慧仗。
当时国民党部队中的译电人员，总数超过一万，经过反破译训练的，不过六百多人。从数字看，不免太少了点儿。但是应该认为培养的都是种子，有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可能。从影响看，意义和效果都是深远的。
池步洲等人在破译日军密电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花开何止千朵。本章列举十数例，以见一斑。
这个“军委会译电人员训练班”，是纯抗日性质的，与特务系统毫无关系。抗战一胜利，这个训练班也就结束了。另外在西安还有一个由军统局主办的“军令部西安译电人员训练班”，其目的与性质，就是专门培训特工人员，用以破译、监视共产党部队及非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密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