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步洲虽然有五个子女，最爱的却是这个长子。听了孩子诉的委屈，想想自己所为，也确实过于孟浪。在当时那个人人追求进步的社会里，要他承认自己不爱国，不是等于要他的命吗？池步洲自己当然是爱国的。不爱国他能在一九三七年毁家赴国难？他之不同意儿子报名参军，只是认为国家还不到需要十六岁的孩子上前线的时候。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帝国主义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进攻北朝鲜；九月十五日，又纠集十五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在北朝鲜仁川登陆，把战火引向中国边境。中国人民响应共产党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开赴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成立了抗美援朝总会，在全国范围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大批青年工人、农民、学生报名参加志愿军，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医务工作者志愿到前线参加运输和救护。于是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就在全国普遍掀起了。
按他的想法，动员报名，是全校性的，真正批准，校方也不会不考虑学生的实际年龄。
不过，新兵集中以后，领导上也觉得把这样小的娃娃送到朝鲜前线去打仗，有点儿近似于玩笑。于是，几经审查，这个十六岁的孩子，最后没有送到朝鲜，而是被送进了军干校，成为第二梯队的预备军官。
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生于日本，当时还不满十六周岁，正在忻忻花园附近的一所中学里上高中。他是住校的，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上到校。学校是青年集中的地方，参军、参干运动当然进行得更加热火朝天。限于年龄，只有高中学生才有资格报名。哲雄当时正上高一，刚刚“够格”。孩子回家的时候，也曾问过父母：学校里动员学生参军上前线，自己是否报名。池步洲则认为：第一，孩子年龄还太小，当兵打仗，至少应该年满十八周岁；第二，把一批从来没有打过仗的青年工人、农民、学生不经训练就送到前线去，用小米加步枪与武装到牙齿的最现代化军队作战，是欠考虑的；共产党有一支打败了蒋介石六百万现代化装备军队的解放军，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抗美援朝固然义不容辞，但为了保证胜利、减少伤亡，应该派这支久经考验的军队去，不应该让这些没有作战经验的青年去。因此，他坚决反对孩子报名。银行里的积极分子们问起他孩子是否报名的时候，他也以孩子年龄还小为辞。
池步洲盛气而去，满意而归。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自己认定了的事情，就不管不顾，一条道儿走到黑，九头牛也拉他不回来。
他的考虑是完全合乎逻辑推理的，但却不合乎那个时代的行动准则。
为此，小哲雄苦苦哀求爸爸：要么明天一起到学校去以家长的身份再次为儿子报名，要么办理休学手续，从此不去上学。
由抗美援朝运动引发的参军、参干宣传活动，在上海市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储蓄部的青年积极分子们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敲锣打鼓地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不但自己积极报名，而且进行本单位职工在学子女的调查，动员家长们鼓励适龄子女也去报名参军、参干。参军，当然是参加志愿军，立即开赴朝鲜前线作战；参干，则是参加国内的军干校，是志愿军干部的预备梯队。至于报名以后是参军还是参干，则由组织分配，个人没有选择权。
这一下，池步洲立刻沉下脸来，大声说：儿子报名，没有得到家长的同意，不作数，不作数！并撇下报喜队不顾，当即赶到学校去质问班主任老师：我儿子不满十八岁，还没有自主权，一切行动都要征得家长同意之后方才生效。他报名参军，没有征求我的同意，报了名也是无效的。班主任被质问得哑口无言，迟疑了许久，方才答应把哲雄的名字从报名册上划掉。
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第二天一早，为了孩子能够继续在同学们面前站立起来，他终于违心地带着儿子一起到学校去向班主任老师道了歉，要求恢复报名。
但是事物的发展，往往与人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如果池步洲不到学校里去演出这一场，他这个不满十六岁的儿子，也许还真选不上，经他这样一亮相，不批准他的儿子，似乎有点儿对不起他。于是，在高一年级仅有的两三名荣获批准者中，终于有了池哲雄光辉的名字。
有一天，池步洲下班回家，刚刚吃过晚饭，天还不黑，忽然门口敲锣打鼓，一支报喜队涌了进来。当时这种报喜队满街都是，池步洲也不以为意。没想到锣鼓一直敲到了楼上来，一张大红喜报，贴到了池家的房门上。池步洲出去一看，原来是银行储蓄部的积极分子们组织的报喜队，当即由一名代表大声宣读喜报的内容：原来是哲雄在学校里报名参军了。
他这一招儿，可把儿子给害苦了。他前脚刚到家，儿子跟脚就到，噘着个嘴，诉开了委屈：学校里大会小会动员，凡是爱国青年，都应该响应祖国号召，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斗争的最前线去。尽管谁也没有说不报名的就不爱国，可又人人都这样认为。如果报了名再反悔，那可就要被人人所不齿了。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学生，要是被多数人认定是个不爱国的落后分子，必定被老师、同学所看不起，他在学校里还呆得下去吗？这样做的最后结局，必定是受到师生们的轻视与唾弃，除非从今以后不再上学读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