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坦白材料也没写啰？”
预审室里，放着一张办公桌，桌后并排坐着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男的是预审员，女的是书记员。离桌子两米开外，放着一张小椅子，比普通椅子矮些，特别是靠背，只及腰际。之所以要把椅子放得那么远，可能是出于审讯人员安全的考虑：万一犯人图谋不轨，审讯人员可以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一席话，说得青年预审员火上加油，暴跳如雷：“池步洲，时至今日，你还在为国民党蒋介石涂脂抹粉，恣意诬蔑共产党，可见你的立场始终站在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对自己的罪恶，丝毫也没有悔改的表现。即便你以前任何罪错都没有，仅凭你今天的态度和言论，我就可以判你无期徒刑！不过……考虑到你长期在蒋介石手下为他卖命，中毒特深，对共产党缺乏了解，今天本庭暂时不加追究。但是你也绝不要以本庭的宽宏大度为良善可欺，回去以后，必须认真反省，深刻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翻然悔悟，重新认识，详细写出材料，交代自己的一生罪恶，争取人民的谅解和政府的宽大处理……”
“你的历史，我们早就已经全部掌握了。”预审员指指他面前的一大摞档案。“让你交代，是看你老实不老实，对自己的罪恶历史有没有深刻的认识。要按你的‘认罪书’上所写，你是走错了路的问题，不是立场问题：如果你从日本回来，去了延安，你就是为人民效劳，为共产党效劳；可惜你投靠了国民党，去了重庆，那就是为蒋介石效劳，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如果说你有功，也是对蒋介石有功，对国民党反动派有功。蒋介石是阻挡中国革命的顽固堡垒，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你有功于他，你是什么身份，自己还不清楚么？你把自己的一生罪恶，都说成是当时走错了路的问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你为什么不从主观上检查：怎么有的人从日本回来就去了延安，而你却认定了要找南京政府，要投靠国民党呢？这说明你和蒋介石是一个立场，对共产党不仅不相信，而且是仇视的。我提醒你，对于自己的一生罪恶，应该从阶级立场上去分析，你才能够提高认识，才能够完全彻底地交代自己的罪行，争取从宽处理。”
“注意你的态度。现在是我审问你，不是你审问我。我说你是中统特务，当然有根据。没有根据，怎么就抓你不抓别人？前天就跟你说了的，关于你的检举材料，我这里一大摞，之所以要让你自己坦白，主要是政府要做到仁至义尽，要考验你态度是否端正，让你有一个可以争取从宽的机会。要是到了向你摊材料的一天，懊悔可就来不及了。”
“你想得倒天真。你总也知道：自古‘狱不通风’，没有结案的犯人，怎么可以跟家里串通口供呢？根据政府规定，结案以前，是不许接见家属的。什么时候能见家属，一切都看你自己的态度了。再提醒你一句，政府的容忍，是有一定限度的。再给你三天时间，把你自传中没有写到的历史事件都补充出来，争取早日结案，早日见到你的家属。”
“你是不是无知，我不加评论。不过请你注意：例如一个人在总工会工作，却不是工会会员，这你相信吧？因为职务系统和工会系统，是两个组织。特务机关也一样。我在机密二股研究日军密电码，是我的职务。他们的特务组织，我确实没有参加。至于证明，不论是数理证明还是哲理证明，只有成事实的，才能证明，未成事实的，除了‘归谬证法’之外，本身是不能证明的。例如我是不是参加过中统特务组织，如果能拿出我参加过的档案材料，就证明我是个特务分子，如果拿不出证明材料来，就证明我不是特务分子。预审员先生，我正要问您，您说我是特务分子，可有证明吗？”
池步洲回到监房，想想共产党建国已经一年半了，却还没有一部完善的法律，上海市解放已经两年，却还没有建立起正规的法院，预审员不是学法律的出身，不但不懂法律，连最简单的形式逻辑都没学过，只知道按上级指示或随意解释政策法令办事。如此治理一个国家，怎么能够治好？像今天碰见的这个苏北青年，很可能是水平最高的预审员了，尚且“秀才碰着兵，有理讲不清”，要是碰见一个李班长那样的审判员，结果岂不是更糟？
“你这叫想当然，也叫强加于人。机密二股有特务组织，改组以后原来的特务分子都转为中统特务，都有可能，因为我不是特务，不了解内情，不能妄加肯定。至于我自己，我虽然在机密二股工作，我再三说明，那是为抗日服务的，干的不是特务勾当，我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
“我是按照看守班长的要求写的，没有丑表功。我的历史，早已经写过一份详细自传交给本单位的登记处了。我一九三七年回国抗日，为国家、民族做了许多工作，是功是过，不辩自明。对共产党，我虽然无功，却也无过。”池步洲按照自己的认识侃侃而谈。
预审员年纪不大，估计也就二十多岁，却绷着脸，装得十分老成、十分严肃的样子。他一面翻阅着档案，一面用带有苏北腔的“官话”慢条斯理地先按审讯程序问了姓名、年龄、籍贯、捕前工作单位等等，然后切入主题：“据看守员反映，你在被捕之后态度很不端正，摆干部架子，自称有功人员，还写了一份丑表功的‘认罪书’，是不是事实？”
“别往下说了。关于政府如何做工作，不用你操心。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年了，进行过多次政治运动，粉碎了无数明的暗的敌人。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你的问题，我们当然做了大量的取证工作，对你的罪行，也已经了如指掌，十分清楚。你自己写的自传，我们当然都看过的。对你在国民党时期担任的伪职、你所做的工作，那都是明面儿上的，你就是不写，也尽人皆知。关键在于你的秘密身份，你竟连一个字也不写。这就是你的罪行。不妨给你提个醒儿：我们不但知道你是正牌儿的中统特务，而且知道你在中统局内担任的是什么职务。还是那句话，只要你现在承认，还算你主动坦白，政府依旧可以考虑宽大；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从严处理起来，可别说我们事先没有提醒你。”
这个苏北籍青年南下以后，在军管会政法部当了一年多预审员，一向被人奉承为理论水平相当高的党员干部，从来也没有听到过有人敢说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今天从池步洲的口中听到了这样的话，当然不是感到惊奇，而是感到这个犯人的狂妄，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他问案子，自以为很讲文明，很讲政策，从来没有跟犯人拍过桌子、瞪过眼睛。但是在池步洲面前，他也由忍无可忍进而无法自制起来，一拍桌子，腾地站了起来，气势汹汹地说：“池步洲，时至今日，你还执迷不悟，抱着蒋介石的大腿不放，不但宣扬国民党也抗日，还胆敢污蔑共产党也会犯错误！可见你是死心塌地要为蒋介石殉葬，要与共产党为敌到底了。谁不知道，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内战，整个抗日战局，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千千万万爱国的老百姓在支撑着的。如果没有共产党，单靠蒋介石和像你这样的人去‘抗战’，中国早已经灭亡，你也早已经当上亡国奴了。”
“我的自传早已经上交组织。我没有犯罪，当然没什么坦白材料可写。”
“那么你投靠蒋介石、破译密电码都不是罪恶了？”
池步洲倒也干脆，只回答一句话：“没有新的认识。”
池步洲一听这个青年预审员避开了某个人是否有罪的明显论点，却笼统地宣称共产党永远不会错，不禁笑了起来：“预审员先生，现在审问的是我池某人有没有罪错的问题，不是审问共产党有没有罪错的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请先给我下一个结论，慢给共产党下结论好不好？我是一个个人，没有资格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这里面并不存在我错了共产党就对，我对了共产党就错的因果关系。就是两个政党之间，由于具体事物的复杂性，也不存在绝对的错与对，两者都对、两者都错的实例也是有的。例如国共两党都抗日，都为抗日贡献力量，都为抗日作出牺牲，这就两者都对。共产党是人的组织，不是神的组织。不论按照西方神话还是东方神话，神尚且有犯错误的时候，何况是人呢？毛泽东自己就讲过：只有三种人不犯错误：已经死了的人，还没有出生的人和刚刚出世的人。共产党既然是人的组织，就难免不犯错误。宣传共产党永远不会犯错误，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自以为不会抓错人，恰恰最容易抓错人。远的不说，把我抓来，不正是抓错了的典型么？”
青年预审员没有想到今天碰到的罪犯理论水平比自己还高，在历史事实面前，他张口结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只好祭起最后一宗法宝：用大帽子压人了。只见他脸皮一沉，厉声说：“池步洲，不要宣扬你的那些歪理了。要知道，歪理千条，难敌真理一条。真理就掌握在共产党手里。所以共产党是战无不胜的，所向无敌的，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如果你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会相信共产党把你抓起来绝不会错，你就应该认真检查自己的历史罪恶，彻底坦白交代。你的罪错是历史造成的，主要责任不在你，党和政府自然会根据你的认识程度适当量刑。”
“当然不是。抗战期间，我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朱德、毛泽东也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如果我因为是蒋介石的部下而有罪，那么朱德、毛泽东当时也都是蒋介石的部下，岂不是也都有罪了？至于破译日寇密电，那是我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是我的功劳，不是我的罪行。”
池步洲是个认死理儿的书呆子，听预审员这样说，梗着脖子振振有词地反驳说：“整个抗战期间，我都在中央军委会工作，对于抗日前线的情况，清楚得很。‘七·七’事变以前，蒋介石奉行的是不抵抗政策，把东三省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日寇，确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七·七’以后，说蒋介石抵抗不力，节节败退，把大半个中国被日寇占领，也是事实。但说国民党将领全不抗日，只有共产党孤军奋战，好像也不是事实吧？多的不说，上海沪淞抗战，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血战台儿庄……这些大仗、硬仗，好像都不是共产党打的。抗战初期，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歼灭小股日寇，开拓根据地，壮大了自己，也曾经在平型关大战、百团大战中取得辉煌胜利，功绩不可磨灭。但是就全国的主战场而言，还是国民党的部队在牵制着敌人。抗战结束以后，我们有过统计，抗战期间，国民党部队阵亡的将领，就有五十一人之多，共产党阵亡的将领，只有左权将军一人。如果当时只有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恐怕也是不难设想的。”
“住嘴！不许你继续攻击革命领袖！像你这样顽固不化的花岗岩脑袋，还真少见。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等到绑赴刑场，后悔可就晚了。我早就告诉过你，共产党办事，是认真的，不是说大话吓唬吓唬你的。你的所有罪恶，我们早就已经调查清楚。否则也不会在大逮捕的第一天就逮捕你。既然你不肯主动坦白，我们也不勉强。只要你肯承认你历史上的几条主要罪恶，也算你主动认罪。现在我问你：一九三七年十月，你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这你能否认吗？”
三天以后，第二次提审，预审员依旧态度严肃地正容端坐，第一句话就问：“经过这三天考虑，你对自己的问题，可有新的认识？”
“再次谢谢政府的关心。对于个人历史，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我没有参加过中统，就是没参加过中统。自己绝不会遗忘，更不用政府提醒。关于有人检举我参加过中统，而且在特务内部担任什么职务的问题，我再次声明，绝无此事。政府可以继续调查，我本人也有责任帮助政府搞清真相。为此我请求政府准许我跟家属见一次面。我妻子一九三七年随我一起回国，我的所作所为，我妻子全都清楚，可以让她帮我取得旁证。”
姓王的看守把池步洲带进预审室，示意他在小椅子上坐下以后，就退出去了。
这一篇说辞，在那个年代，有这样认识的人很多，但敢于这样直说特别是在法庭上直说的人，可谓绝无仅有。池步洲是个性格特殊的人，头可断，瞎话绝不说，阿谀奉承的话更不肯说。
“否认。第一，我回国以后，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情报科机密二股从事破译日军密电码的研究，是纯抗日工作，与特务组织无关，也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第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于一九三八年八月改组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而我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就已经离开了机密二股，从此与中统局没有任何组织关系，怎么可能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呢？”
“你这简直拿我们当无知的三岁小孩儿。你身在特务机关中，做的也是破译密电这种特务行当，却愣说你不是特务，谁会相信？你说你不是特务，你拿出证明来。”
“你这纯粹是玩弄时间概念的强辩！你工作的机密二股就是中统局的前身，一九三八年八月改组为中统局，从常识判断，改组前的人员，当然也就是改组后的人员，而且肯定是基本成员。你企图用不承认主义狡赖，是赖不掉的。”
这种度日如年的日子过了十几天，直到五月中旬，姓王的看守才来通知池步洲，说是今天要提审了，带他到预审室去。一边走，一边叫他态度放端正些，争取一堂定案，好早日离开提篮桥监狱。
看样子，这个从苏北来的青年，读过几年书，也读过几本马列主义ABC，政治水平比李班长确实要高得多，所以特别把他派来审讯池步洲。但是这种强词夺理的理论，池步洲并不心服：“既然你跟我谈认识，那我也不妨说说我的认识。一九三七年我从日本回来，是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时期。那时候民族矛盾上升，国内阶级矛盾有所缓和。参加共产党是为了抗日，参加国民党也是为了抗日。不要忘记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服从国民党中央军委会的指挥，朱德、毛泽东给蒋介石打报告，他们也自称是‘职’。大敌当前，凡是抗日的，都是爱国的，都是有功的。时至今日，你片面强调只有投靠共产党的才是革命，投靠国民党的就是反革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是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蒋介石打内战，是抗战结束以后的事情。我是反对打内战的，抗战一结束，我就回福建老家种田去了。所以我说我抗战时期有功，对共产党无罪。”
这一次提审，预审员的态度算是最好了。接下来又提审了三次，态度可就一次比一次凶，话也一次比一次少。双方的矛盾和距离，则越来越大。对池步洲来说，政府开展镇反运动，案子成千上万，工作不可能做得那么细，出现偏差，也在所难免，只希望经过甄别，尽快宣布无罪释放，恢复工作。至于是否赔礼道歉，倒不强求。对预审员来说：手头有检举材料，池步洲明明是中统特务，却死不认罪，启发动员，耐心等待，工作已经做到了家，碰上这个花岗岩脑袋，偏不开窍，下一步怎么顺藤摸瓜，引出更多的线索来？运动期间，每个预审员所承担的案件堆积如山，天天开夜车也看不过来，工作可以说够辛苦的。作为一块硬骨头，只能留待最后来啃。所以前后一共审问了五次，最后一次甚至说出“你什么都不承认，叫我怎么结案”这样的话来，好像一旦抓进了监狱，就一定有罪，他来审问，就不可能无罪释放，就必须判刑，才能结案似的。他攻不下池步洲这个“顽固堡垒”，只好把他的案子挂了起来，先攻那好攻的，暂时不提审他了。
“谢谢政府的好意。请预审员先生注意：检举材料具有两重性：可以是有根据的事实，也可能是没有根据的凭空捏造。政府接到检举材料，第一步应该检验检举材料的正确性，正确的才加以利用，不正确的就加以否定，故意诬告的还应该反坐，这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不然，见风就是雨，岂不是给挟嫌报复者以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