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六月，池步洲到上海合作金库工作，一天偶然在报上看见王忻堂大律师受聘担任某某公司常年法律顾问的启事，就按址找上门去。老友久别重逢，倍感亲切。特别是一九三七年“八·一三”前夕池步洲兄弟仓促离沪时暂时存在他家的几箱书籍和杂物，虽然他在战乱中也曾经数次辗转搬迁，但都保存完好，可见其为人之忠厚。自此两家经常过从，交谊弥笃。
池步洲遭到遣散，有三个月的遣散费，生活暂时还能维持，但是限期迁出宿舍，无处可去，实为燃眉之急。走投无路中，想起王忻堂家就在北四川路底，相距不远，即就近拜访，共商对策。
两人见面，池步洲一提即将无家可归的窘况，王忻堂即慷慨地表示：他在郊区置有一别墅，名叫“忻忻花园”，只有他母亲一人独居，有四五间房间空着，如果不嫌荒僻，欢迎搬过去住，不收分文。仔细一问地点，虽说是郊区，其实离北四川路底并不太远。池步洲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哪还计较离市中心的远近？当即再三称谢。住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离馀庆坊不远，住着一位王忻堂大律师。三十年代初，他曾经到东京求学，由池步洲介绍到东京专修大学学法律，毕业后回国挂牌当律师，颇负盛名。抗战期间，他留在上海继续当律师。尽管法律属于政治体系，但当时把律师划为自由职业者，居然游离于政治之外，而汪伪政权也标榜法治，要求顺民守法，故此未曾受到冲击。抗战胜利之后，上海的汉奸案、敌产案堆积如山，当律师的忙都忙不过来，几乎每个律师都发了一笔大财。
忻忻花园是一座郊区别墅式的花园洋房，除屋前的花圃之外，房后还有相当开阔的空地。王老太太是个勤俭慈祥的老人，种了许多蔬菜，黄瓜、茄子、丝瓜、豆角、西红柿之类，应有尽有。老太太一个人吃既吃不完，又不拿去卖，就让池步洲一家只管任意取食。菜蔬问题，也这样部分解决了。
离忻忻花园不远，就有一所中学，而且可以住读。池步洲的长子哲雄，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日本，已经十四周岁，就送到这所中学去住读。
忻忻花园有相当高的围墙。时届九月，上海的天气，还相当炎热，每天吃过晚饭，不是全家大小都坐在围墙里面纳凉，就是池步洲带领几个孩子到围墙外面去散步。围墙外面，好大一片都是无人耕耘的荒地，估计是已经被房地产公司收购却还没有开发建造的房基。池步洲心想：眼下住房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家里食指繁多，有出无进，尽管已经相当节省，蔬菜也可以从王老太太的菜地上免费取食，粮食却不能不买。工作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报上没有招聘的广告，即便有用人单位，也难以自荐。看起来，虽然现在已经是新社会了，也不是有本事就有饭吃，缺乏强有力的亲友引见，依旧不得其门而入。等到三个月的遣散费全都吃光用光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反复琢磨，觉得别的困难都容易克服，独有这一日三餐是无法减省的。为免一家饿饭，池步洲再一次发了书呆子气：共产党不是最喜欢劳动人民、不喜欢高级知识分子么？我从今之后不当高级知识分子了，决心当农民，即便不能脱胎换骨，至少也可以来一个生产自救，自耕自食。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说不上身强力壮，但自小受苦出身，也种过田，比起别人来，还不算太外行。
池步洲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第一次得到了证明。
忻忻花园里各种农具齐全，倒不用购买。于是每天早起，就到围墙外面去除草、翻地，种上白薯，挑水浇灌，尽管隔墙就是家，却也像煞有介事地连中午饭都叫妻子送到“地头”来吃，饭后继续劳作。他自己从小就是吃白薯长大的，如今要老婆孩子们都来继承这一光荣传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