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叫了医生，也通知了我，还报了警。我已经给了门房二十个法郎，告诉她如果有什么事，就马上派人告诉我。”
“那你究竟在说些什么？”我不耐烦地喊道，“为什么你要说她自杀了？”
“他们昨晚吵了一架，他离家出走了。”
一天上午，我正坐在房间里写作，身上还穿着睡衣。我的思绪在漫游，我想到了布列塔尼阳光明媚的海滩，还有大海的清新。身边放着门房给我端来的盛咖啡牛奶的空碗和一小块吃剩下的羊角面包。我胃口不太好，没有吃完。隔壁房间里，门房正在放掉我浴缸中的水。这时，门铃突然响了起来，我让门房先去开门，一会儿我就听见斯特罗伊夫的声音问我是否在家。我没有站起身，大声招呼他进来，他很快地走进房间，走近我坐的桌子旁。
“当我过去的时候，她还是不跟我说话，她告诉他们让我走开。我发誓说我原谅了她所做的一切，但她不听我说。她还试图把头往墙上撞。医生跟我说我不能和她待在一起。她也不停地说：‘让他走开！’我走开了，一个人在画室里干等着。随后救护车来了，他们把她抬到担架上，他们让我躲到厨房里，以免让她知道我还在屋里。”
“他妈的，你有什么受不了的，”我不耐烦地喊，“她自作自受。”
“她自杀了。”他声音嘶哑地说道。
他变得声嘶力竭起来。
我给他倒了一杯圣加尔米尔矿泉水让他喝下去，我把水杯端到他的嘴边，就像在喂一个孩子。他一饮而尽，有些洒在他T恤衫的前襟上。
他动了动嘴唇，好像在说话，可根本没有声音发出来。他像个白痴一样，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我的心都快跳出胸膛，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冒起火来。
我紧握双拳，想控制住我的怒火，我努力摆出一副笑脸来。
“没有，他们把她送到了医院。”
“看在上帝的分上，你稳住点神，伙计，”我说，“你刚才究竟说了些什么？”
在他的口吻中有一种冷漠的蔑视，对他而言，很显然布兰奇·斯特罗伊夫只是当年在巴黎企图自杀的一个案例，作为一个数字仅仅加在统计表中就够了。他很忙，不能在我们身上浪费更多的时间了，他告诉我们，如果在第二天的某个时候来，也许布兰奇会好一些的，这样她的丈夫就有可能见见她。
“暂时还没有生命危险。”他说道，算是回答了我们的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她到底服了多少，也许经过一场虚惊，她会好起来的。女人们总是没完没了地为了爱情自杀，但通常她们又会小心翼翼地让自杀不成功，一般情况下，她们只是摆出一种姿态让她们的情人怜惜或者害怕罢了。”
“是的，哦，如果你知道她遭了怎样的罪就好了，我真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对不起，不着急，慢慢说，你是好样的。”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问，因为我显然知道他指的是谁。他努力定了定神，恢复了常态。
“让我坐下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别跟我嚷嚷，如果你这样跟我讲话，我什么都跟你讲不清楚。”
他停顿了有一分钟之久，我看得出来，他下面不得不告诉我的话是很难启齿的。
“你都做了些什么？”
斯特罗伊夫用双手蒙住脸，一边前后摇晃着身体，一边呻吟。
他用双手做了几下绝望的姿势，但是嘴里还是没有说出话来。他可能遭受打击变成了哑巴。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我抓住他的肩膀用力摇晃他。现在回想起来，我为自己像个傻子似的举动感到恼火，我猜想可能是连续几个晚上没有休息好，让我的神经也在不知不觉中快要崩溃了。
“你怎么能这样残忍？”
“你说什么？”我吓了一大跳，大声喊道。
“她的意识还清醒吗？”
但是，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时候，发现这是一栋孤零零、毫无生气的建筑，仅仅看上一眼都会使人心里憋得慌。我们被人从一间办公室支到另一间办公室，爬过无数的楼梯，穿过长长的、空旷的走廊之后，终于找到了负责病人的大夫，他告诉我们病人的病情很重，当天不能见任何人。这个大夫是个小个子，蓄着胡须，穿着白大褂，态度很生硬。很显然他把病人就看作一个个病例，而把焦急的家属们看成讨厌的麻烦事，必须强硬地公事公办。而且，对他来说，这事太平常了，不过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和她的情人吵了一架，服了毒，这种事每天都在不断地发生。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迪尔柯就是制造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对他声色俱厉，态度很不好。当我解释说，他只是那个憋屈的丈夫，急切地想原谅出轨的妻子以后，这个大夫突然用一种探寻的目光，很好奇地打量他。我似乎看到了目光后面揶揄的意味。倒也不假，斯特罗伊夫确实长着一副受欺骗丈夫的窝囊相。大夫微微地耸了耸肩。
然而，虽然我和斯特罗伊夫一样坚信，斯特里克兰和布兰奇之间的关系会走向灾难性的结局，我却没有料到事情是以一种悲剧的形式收场。夏天到了，天气湿热难耐，让人喘不上气来，甚至到了晚上也没有任何凉爽能让人缓解一下厌倦的神经。被阳光普照的街道似乎把大白天炙烤的热气又返还了回来，行人拖着疲惫的双腿在街道上蹒跚而行。我又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见到斯特里克兰了，时间和精力被别的事情所占据，所以没有再想他和他的那些事。迪尔柯，总是带着他徒劳的悲伤，也开始让我厌烦了，所以我也尽量回避着他。他的事也够让人败兴了，我不想在他的麻烦中卷入更深。
我一边穿衣服——因为斯特罗伊夫希望我和他一起立即去医院——他一边告诉我他已经为他妻子安排了单间病房，这样她至少可以不用住进空气污浊、人员混杂的大病房。在我们去的路上，他又向我解释了希望我去的原因；如果她仍然拒绝见他，也许她会同意见我。他恳求我去反复跟她解释，他依旧爱着她，他不会责备她一个字的，只是渴望能够帮助她，他对她没有别的企图，在她好了以后，绝不劝说她回到他的身边，她完全是自由的。
他的那双在眼镜后面的圆圆的蓝眼睛惊恐万状，他戴的放大镜片又扭曲了它们。
“谁自杀了？”
“今天早上门房上楼送信，按门铃后，里面没人回答。可她听见有人在里面呻吟。门没有锁，她就进去了。布兰奇正躺在床上，她的状况很不好，桌子上放着一瓶草酸。”
“她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