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资本主义大工厂诞生以来，许多经典作家包括马克思都曾指出，现代工厂制度的重大弊端是非人性化，把工人变成了机器的一个部件。作为一个内心需求丰富的人，丁燕对此有最强烈的感受。在带盒厂工作时，她的任务是用钳子剪去半成品上凸起的小塑料棍，这个动作要重复两千次以上，她的感觉是：“现在我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只和钳子组成一个整体，我是不存在的，只是钳子的一部分。”在注塑机旁工作，她的体会是：“这种工作的恐怖不在惨烈，而在消磨。工人在车间存在的理由，只有一个：重复、重复、重复地干活，让一个简单动作，一万次乘一万次地，重复再重复！最终，工人变得和注塑机一样，一起动作、呼吸、旋转。”在拉线上工作，她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是固定的螺丝钉，每个工位都被清晰而准确地规定好身体应该采取的姿势，每个身体都被训练成没有思想的身体。”如果不是亲历，她是不可能有这些认识的。我们不能不想起富士康接连发生的跳楼事件，其实何必费心猜测，原因很显然，人不是机器，当人被当作机器时，结果不是麻木，就是精神崩溃。
本书的写法是文学性的记叙，没有太多的议论。但是，读罢本书，我们不能不思考两个重要的问题：其一，在雇用临时工的问题上，法律应该如何保障打工者尤其女性打工者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其二，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法律应该如何保障农村进城务工者的同等国民待遇？
在中国东南沿海，中外投资者纷至，工厂密布，各种产品源源销往全球。这里，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车间，而东莞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处。东莞人口千万，八成是外来人口，其中打工者占绝大多数，而在打工者中，女工又占六至七成。这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基本来自各地乡村，中国逐年推高的GDP中有她们的汗水和被压榨的青春，但她们本身处于无名状态，她们的生存境况似乎无人关注。
2010年，一个新疆女作家来到东莞，她把目光投向了这个群体。一开始，她试图通过采访来了解她们，很快发现这种方式只能停留在表面，于是决定打破常规的采风模式，隐瞒作家身份和研究生学历，报名做一个打工者，成为女工群体中的普通一员。二百天的时间里，她先后在一家音像带盒厂和两家电子厂打工，依据亲历亲见写出了这部血肉丰满的纪实作品《工厂女孩》。
当然，作为一个作家，在亲历的同时，丁燕还特别注意观察周围的女工。她具备职业性的敏锐和勤快，每有收获，就躲进女厕所迅速记录备忘。她关注不同个体的经历和命运，本书的主体部分实际上是一个个女工的生动故事，她们进城时怀抱的梦想和在工厂身陷的现实。在中国民工群体中，女性比男性更受雇主的青睐，因为她们比较听话，价格便宜，也更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丁燕注意到两代女工的不同，70后的梦想是打工攒钱，回乡盖房，为此能够忍辱负重，而90后则抱着决不回乡的决心，更注重个性张扬，渴望融入城市生活。然而，在她的笔下，那些已经打工二十多年的女工今天仍然住在贫民窟里，似乎预示了新一代打工妹的黯淡前途。她不得不悲叹：“没有什么人会对女孩子们夭折的青春负责，在她们饱满的躯体内，蕴藏着最荒凉的记忆。”
2014年4月
丁燕的勇气和坚韧令人敬佩。她在接近不惑之年与年轻的打工妹为伍，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在流水线上从事最低级别的工种，承受最单调而又极繁重的体力劳动。她在工厂食堂里排队打饭，吃粗糙的食物，晚上住在简陋、拥挤、脏乱的女工宿舍里。然而，正是因为有这样长时间的亲身体验，她才对女工的生存状态有了真实、细致、具体的感知，这种感知是再细心的旁观者也不能得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