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吴敬琏先生是一位具有鲜明改革立场和清晰改革思路的经济学家，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他的清醒的声音。现在，在改革进程面临中断危险的关键时刻，他与另一位经济学家马国川用理性对话的形式撰写了这部警世之作，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中国人认真阅读和深思。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种种现象令有识之士忧虑，也令普通民众不满。一方面，政府权力扩张，国企尤其央企独大，公费消费嚣张，官员腐败猖獗。另一方面，农村强征强拆肆虐，城市房价飞涨，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悬殊，各种矛盾激化。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让我们来倾听两位智者的分析。
凡此种种，根由皆是强化了半统制、半市场体制中政府统制的权力。可是，某些人却为此大唱赞歌，把这些年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拉动GDP高速度增长的做法当作成功的经验，誉为“中国模式”。作者分析了东亚的正反面经验，尖锐地指出，如果坚持这种模式，中国就难以避免上演腐败横行、社会溃散的“亚洲戏剧”。
另一个大受诟病的现象是土地财政，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土地成为寻租的重灾区，地方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卖出，无偿平调农民财产规模之大令人震惊。土地财政一方面使地方政府大发其财，助长了政府的奢靡之风和做大项目的浪费，另一方面使大批农民沦为流民，群体事件频发，并且推高了房价，扩大了贫富差距。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能不相信作者的这一警告：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上，何去何从，命运攸关。如果听任改革停滞和倒退，中国社会就会陷入新的混乱和溃散。唯一的出路是重启改革议程，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2013年4月
这种情形在最近十来年里变本加厉，统制的成分大大加强，改革在相当程度上陷于停滞甚至出现倒退。政府实行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的方针，国资委强调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许多领域里国进民退已是事实，开“再国有化”、“新国有化”之倒车，已准入的民企被叫停，国企收购兼并民企，民企生存处境艰难。尤其是2009年实行“扩需求、保增长”的方针，4万亿元投资、10万亿元贷款主要给了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项目，意味着把巨量财富从居民家中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央企在能源、原材料、交通、通信、金融等行业建立了强大的垄断优势，国企依托占有公共资源和行政垄断地位获取巨额利润并且自行支配，国有资产实际上变成了部门私产，同时也助长了腐败行为。
有一种观点把当今中国社会种种负面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作者指出，事实恰恰相反，原因正在于市场经济尚未真正建立起来。本书的一个基本论点是，当今据称已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半统制、半市场的混合体制，而且政府的统制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隐藏着改革停滞乃至倒退的危险。
半统制、半市场体制本来就是一种过渡形态，理应向前发展，建立以法治为基础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如果把它固化，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政府不断扩大统制的权力，走向国家资本主义，由于少数权贵掌握着国有资产的处置权，很容易通过各种手法将其转化为私产，所以实质上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情况又很可能引发极左力量兴起，利用民愤用“革命”口号误导大众，要求回到完全的统制体制，从而使现代化进程中断。
回顾改革的历程，这种半统制、半市场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为了避免社会震荡，中国一开始采用的是增量改革战略，即在统制经济体制下引入部分市场机制，容许私有经济发展。这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很受邓小平和大多数官员青睐，而包括吴敬琏在内的一些经济学家则视之为必要的过渡，因此在改革的阶段性目标上达成了共识。在本书中，吴敬琏对此反思说，当时他对中国统制经济和全能政府传统的巨大影响估计不足，也没有充分预见到在这种双轨体制下成长的“特殊既得利益”会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后来的事实证明，双轨体制造成了权力寻租的制度环境，而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行政权力扩张，寻租的制度基础扩大，遂使腐败盛行。也就是说，半统制、半市场的体制使特殊利益集团得以形成，而特殊利益集团一经形成又成了改革的最大阻力，改革因此陷入了困境。
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而在当今的体制中，政府和国有经济在资源配置中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其表现为：国有经济牢牢掌握国民经济的一切“制高点”，国企在石油、电信、铁路、金融等重要行业处于垄断地位；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已建立的市场缺乏规则，各级政府官员拥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多方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主宰非国有经济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