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完全可以不做的。作家出版社的这个策划原本就是应景之举，这里不存在任何压力，被请的作家完全有自由选择接受或拒绝，拒绝没有任何风险。至于说利诱，那区区一千元算什么，报酬比这多得多的应景活动，我拒绝得太多了。
神剑千年传说：“文革”思维根深蒂固，对“文革”的批判和反思也要理性地警惕，“文革”思维可能换个面目复魅、以反“文革”名义支配我们。
2.公开认错是必要的
2012年6月
甄曦Real：犯错之后，不辩解不寻求原谅，不理会谩骂和讽刺；分析自己做错事的心理过程，我觉得这样一种态度恐怕真的比很多假惺惺的道歉和保证发誓来得重要。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很自主和强大的，他更加看重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所以才能够这么坦然和淡然面对错误和不理会骂声。
昨天读到一位朋友的信，对我参与手抄《讲话》一事严词责问，向我要一个解释。接着，其他朋友的同样责问纷纷来到，一律表示疑惑和惊诧。此时，我才意识到我做了一件糊涂事。
第二天的附言——
林苒的林小苒：大家想再次对号入座红卫兵的角色，在网络上把另外一些人拖出来游街吗？
也许正因为《讲话》触到了我的痛处，其实也是触到了一般文艺知识分子的痛处，在全部毛选中，这篇文章是我反复阅读因而读得最多的。现在我当然已经明白，当年我在读《讲话》时发生的内心斗争，实际上是我的被压抑的精神本能寻求突围的曲折表现。我在2004年出版的《岁月与性情》中如此反思：“在中国当时的政治语境中，知识分子是有原罪的，真正被判为原罪的正是这种精神本能，而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与之进行斗争的漫长过程，改造的成效则体现在能否成功地将它削弱乃至扼杀。回头想一想，多少人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耗费在与自己的精神本能作斗争上了，而他们本来是应该让它结出创造的果实的。”毫无疑问，这里说的“多少人”首先包括我自己。
我参与抄写《讲话》，媒体披露相关消息后，朋友们惊诧，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糊涂事。是的，是糊涂事，我就这么定性，拒绝上纲上线。为什么是糊涂事？因为这件事第一我不该做，第二我完全可以不做，第三我竟然做了。
许多网友也有相同担忧，摘录如下——
如此看来，在纪念《讲话》时，我纪念的是自己的一段心路历程。那么，通过参与手抄活动能否表达我的纪念呢？显然不能，反而是把它遮蔽和扭曲了。这就是我的糊涂之处。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向人们说明，此纪念非彼纪念，现在我对《讲话》的认识以我的反思为准。
第二，对《讲话》是否允许有不同的认识？用追溯历史的眼光看，《讲话》的确开了几十年文化统制的先河，但我们无权要求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认识或赞同这个结论。我相信，凡是曾经在《讲话》笼罩下从事创作的作家，人人都有一段复杂的心路历程，难道连回顾和反思自己的心路历程也不能允许，除了悔过、控诉、辱骂自己就不准有别的选择？“舆论一律”真是可怕，竟要管到人的内心！退一步说，即使有人至今仍然赞同《讲话》的某些观点乃至基本思想，只要不强加于他人，我们也应该尊重他的权利。如果说《讲话》的问题是只允许一个主义、一种文艺，那么，现在你们只允许人们对《讲话》有一种认识，你们对《讲话》的所谓深刻批判岂不成了笑话？
在对我的谩骂中，相当一些是针对我的公开认错之举的，包括挖苦我试图两面讨好，而结果却是“里外不是人”。“里外不是人”也许是部分的事实，我的认错一方面可能会使其他参与者觉得尴尬，另一方面反而给这些谩骂者提供了机会。对于前者，我心有歉疚，对于后者，我不在乎。两面讨好者是在黑暗中活动的，恰恰因为我不想、也不需要讨好任何人，才把自己袒露在阳光下，并甘愿承担其后果。说到底，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
我看重的是既懂我的优点、也懂我的弱点的读者的评论。摘录几则评论——
老马的sina微博：敬佩周国平先生：1.知错认错；2.不迎合民意，追随自己的内心。反而是一干网友，站在道德高点，唾沫石块横飞与“文革”小将何异？！善待个人，恶猜公权。“文革”最恶之处在于煽动仇恨对立，抛弃原谅和解，并且针对个体！
坐怀不乱的民工甲：我觉得很多作家可能确实是碍于情面，或者没太多从政治层面去考虑到那意味着什么。大众如此口诛笔伐实在不够厚道。这不是另一个层面上要求别人“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吗？
不过，我不后悔。尤其看了那些真正喜欢我、关心我的读者的留言，我庆幸自己做了必须做的事，即给这些读者一个诚实的解释。既然必须，也就心安。
1.做了一件糊涂事
不过，做这件糊涂事虽属偶然，却反映了我的一贯弱点，最主要的是政治上不敏感。我习惯于在人生和精神生活层面上思考问题，对直接的政治斗争没有兴趣，从来不考虑政治站队的问题，对别人把我归于何派也毫不关心。之所以如此，并不是我的有意识的选择，实在是我的性情使然。人的优点和弱点是相连的，注重内在生活的另一面，便是对外部世界情态的无知。在处理具体事情时，政治上的不敏感使我的另一些弱点乘虚而入，比如讲情面。一位网友留言：“一个讲面子的哲学家，太可怕。”说得好，我会记住。
不过，我内心仍十分矛盾。一方面，在那个政治高压的年代，知识分子改造是不容置疑的律令，而当我发现我有如此多的不“健康”情绪时，便深感我的改造之必要和艰难。另一方面，正是这些不“健康”的情绪使我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毕竟比周围许多同学心灵丰富。《讲话》中还有一句话是我当时经常重温的：“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强烈感觉到这句话也是在说我，击中了我的要害，同时又因此充满了忧虑和疑惑：“如果我的灵魂深处没有了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我还是我吗？我一方面似乎愿意按照毛的指引改造自己，另一方面恰恰害怕自己真的被彻底改造了。
龚克的功课：周老师对这事的态度还是清楚的——“糊涂”，到此为止也就可以了。从周一贯的作品来看，既非权力吹鼓手，也非当局反对派，自称“糊涂”是个恰当的界定。
可是我竟然做了。分析起来，原因有三。其一，约请函是和专用稿纸及一千元现金一起寄来的，我当时的想法和叶兆言完全一样：去邮局退款太麻烦（我还觉得驳了出版社熟人的面子），不如抄一页书省事。这是一个细节，但细节有时会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征求本人意见在先，我一定谢绝。其二，也是太不当一回事了，的确没想那么多，觉得抄一页书不说明什么，不等于对书中的观点表态。其三，就是我在博文中已经分析的，当时一闪念，想到从我的角度也有纪念的理由，即是我在成长岁月的一段心路历程。
任芷田：连赤子偶尔的过错都被痛斥，这是一个没有温暖的民族。恰当的姿态应是悄悄地转过脸去，体会一下轻风拂面的宽厚与伤感吧。
我几乎已经忘记这件事了。两三个月前，收到作家出版社的信函，约请我手抄《讲话》中的一页，专用的稿纸也一并寄达。当时略觉诧异，直觉告诉我，此事不该我做。但是，遗憾的是，这次我没有听从我的直觉，而是顾及了情面。我想，该社的人我熟识，手抄一页书也说明不了什么，让抄就抄吧。我还想，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也有纪念《讲话》的理由，就是它在我的成长岁月里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在意识到自己做了糊涂事之后，我写博文公开承认错误，未曾料到引来了数千条评论，一时舆情汹涌。我是一个很不喜欢直接介入政治的人，这次阴差阳错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上，算是一个惩罚吧。
风听海说：聪明人也有愚蠢事，何况周国平老师也并非“聪明人”，而是注重内在的“糊涂人”，平时谁会有事没事地想着“防”人呢，如果真是这样想着，那些好文章又从何而来？
Shenjiajun：自由高贵的心灵不用在意他人的原谅。
晨岸轻雨：周国平错在：1.有名，但无权势；2.不懂政治，无辜地成了政治怨气的出气口；3.太反躬自省，不会像别人那样去恨、去骂。
小驴颂歌：我终于明白“文革”是怎样发展成为一场浩劫的了，那就是中国无论什么年代都存在一大批投机的政治机会主义分子。那个时代，为了表现他们的忠心，便无以复加地将一切推向极端，形成了政治投机的疯狂。现今，他们枪口一转，又进行疯狂投机了！
心随风动111：能真实面对自己内心的人，就是这个时代的勇士。
这么多评论，说明大家关注。做错事已是事实，我不是辩解，只是分析自己做错事的心理过程，给了解我因此感到诧异的朋友们一个解释。这个心理过程在当时只是一闪念，可是要分析就只能多说几句。我并不想寻求原谅，原谅改变不了已经做错事的事实。我更不想痛哭流涕、指天发誓、反戈一击，用这种姿态洗清自己，在历来的政治道德法庭上，这种姿态见得多了，但休想在我身上看到。不难想象，如果是在延安整风中或“文革”中，这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砸石块、啐唾沫的人会如何表现。骂也罢，挖苦也罢，都随它去吧。我自己会吸取教训，今后遇事多想一想。最后，向所有真正关心我的读者道歉并道谢。就此打住。
在我看来，一个人如何对待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比他自己持有何种观点更能反映他的文明程度。舆论的不宽容，对不同观点施以谩骂、语言暴力、道德审判，这种方式所体现的国民素质恰恰是专制的肥沃土壤。个人独裁和多数人的暴政是专制的两极，而两极相通，二者距离民主同样遥远。相对而言，推翻个人独裁还容易一些，铲除多数人暴政的土壤要难得多，这正是我的忧虑。
我找出了我在北大上学时的诗歌习作册，扉页上抄录的正是《讲话》中的一段文字：“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当时的感觉是，这段话简直是我的一面镜子，照出了我的真面目，所列举的情绪，从“小资产阶级的”开始，我几乎占全了。事实上，那个诗歌册之前，我还写过许多诗，但大多销毁了，只把自己觉得在创作情绪上还算“健康”的保留下来，誊抄在了这个本子上。那已是“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毛的教导来破坏自己的一切不“健康”的创作情绪。
3.网络舆情分析
第一，参与抄写是否就一定是政治表态？我相信多数参与者不这么看，而是和我一样只看作一个应景之举，所以没有在意。事实上，其中许多作家的创作实践已经完全摆脱《讲话》的规定，体现了自己的文学追求。评价一个作家的主要依据是其作品，仅凭参与了一个应景之举就对之全盘否定，正暴露了政治至上逻辑（以前的“突出政治”，现在的“政治正确”）在作祟。
（发表于5月24日博客）
先说我不该做。我的全部作品中贯穿的基本理念是人性和人类共同的精神价值，那已成为我的牢固信念，而这与《讲话》强调的文艺的阶级性判然有别。多位网友也指出了这一点，说我的作品与《讲话》的基调“格格不入”。正因为此，了解我的读者对我的参与感到难以置信，纷纷留言表示：“一串大名鼎鼎的作家名单里，只有您的名字，我盯着看了好久，怀疑人家弄错了”；“看到名单上居然有你的名字，我非常震惊，有种记忆错乱的感觉”；“看见这份名单时，我第一个念头就是周国平先生肯定不在名单上”；“大家对你的期望太大了，别人抄书不意外，周老师是个大意外”；“因为您一向以独立思考的学者、性情中人的作家形象出现，所以这次这么个应景的举动让大家觉得很不解”；“这次国平先生真的很伤爱你的读者的心”。这些反应使我为自己做了这件事深感痛心。
令我欣慰的是，在一片骂声中，我听到了真懂我的声音，我从心底里感激这些陌生的知音，兹摘录如下——
（发表于2012年5月23日博客）
大多评论是对我和其他参与者的声讨乃至谩骂，其中鲜有理性的辨析。需要辨析的问题有二。
我说是糊涂事，不是不认错，糊涂事也是错事，错在糊涂。一些网民上纲上线，斥为政治献媚和道德堕落，由它去吧。我自己心里明白，此事丝毫不能说明、我也确实没有因为此事而改变了自己的信念和人格。在这一点上，我对自己没有丝毫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