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的学校长期实行双轨制，中学分为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前者着重古典人文教育，学生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深造，后者着重职业培训，学生没有升大学的资格。到了尼采的时代，这个界限变得模糊了，主要的表现是，文科中学向实科中学看齐，大规模扩招，而这意味着大学也以相应的规模扩招，同时，在教学内容上，古典人文教育大为削弱，强化了职业培训。对于这个倾向，尼采深感忧虑，为了说明他的忧虑之所在，我引一段他的原话——
人为了谋生必须学习相关的技能，这本身无可否认也无可非议，尼采反对的是把它和教育混为一谈，用职业培训取代和排挤了真正的教育。他强调：“任何一种学校教育，只要在其历程的终点把一个职位或一种谋生方式树为前景，就决不是真正的教育”，而只是一份指导人们进行生存斗争的“说明书”，相关的机构则是一些“对付生计的机构”，决不是真正的教育机构。他心目中的真正的教育，其核心是人文教育，是精神素质的培养和文化的创造。
事实上，扩招的最大受害者是学生。在学校里，“无人能够抗拒那个使人疲惫、糊涂、神经紧张、永无喘息之机的强迫性教育”。走出大学校门，等待着他们的是纠结和失败的人生。尼采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纠结和失败：走上被雇用的岗位之后，他们感到无能引导自己，于是绝望地沉浸到日常生活和劳作的世界里面；他们不甘心，企图振作起来，抓向某一个支撑物，可是徒劳；在悲凉的心情中，他们放弃了理想，准备去追求任何实际的乃至低级的利益；他们被卷入到了时代的永不停歇的骚动之中，仿佛被切割成了碎片，不再能领略那种永恒的愉悦；他们受尽怀疑、振奋、生计、希望、沮丧的捉弄，最后让缰绳松开，开始蔑视自己……
2011年9月
尼采并不反对生计机构，但要求把它和教育机构加以区分，不能把所有的学校都办成生计机构。他预言，既然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在总体目标上已经无甚区别，不久后大学也理应向实科中学的毕业生开放。他的预言在三十年后得到了应验。然而，这种应验是令他痛苦的，因为在他看来，这意味着真正的教育机构已被生计机构同化和吞并。
普及教育是最受欢迎的现代国民经济教条之一。尽量多的知识和教育——导致尽量多的生产和消费——导致尽量多的幸福：这差不多成了一个响亮的公式。在这里，利益——更确切地说，收入，尽量多赚钱——成了教育的目的和目标。按照这一倾向，教育似乎被定义成了一种眼力，一个人凭借它可以“出人头地”，可以识别一切容易赚到钱的捷径，可以掌握人际交往和国民间交往的一切手段……按照这种观点，人们主张“智识与财产结盟”，它完全被视为一个道德要求。在这里，任何一种教育，倘若会使人孤独，倘若其目标超越于金钱和收益，倘若耗时太多，便是可恨的……按照这里通行的道德观念，所要求的当然是相反的东西，即一种速成教育，以求能够快速成为一个挣钱的生物，以及一种所谓的深造教育，以求能够成为一个挣许多钱的生物。一个人所允许具有的文化仅限于赚钱的需要，而所要求于他的也只有这么多。简言之，人类具有对尘世幸福的必然要求——因此教育是必要的——但也仅仅因为此。
双轨制的取消也许是教育民主化进程的必然，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尼采提出的根本问题是：教育有无超出职业培训之上的更高使命？仅以谋生为目标的教育还是不是真正的教育？在教育日趋功利化的今天，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做这一组演讲时，尼采才27岁，距学生时代不远，但已经在巴塞尔大学做了三年教授。无论是以前作为学生，还是现在作为年轻教师，他对学校教育的状况都有切身的感受。扩招只是现象，实质是教育的功利化和真正的教育之缺失。他面对的主要听众是大学生，他寄希望于其中“被相同的感受所震荡”的少数人，呼唤他们投身教育事业，为德国教育机构的新生而奋斗。可是，在他发出这个呼唤之后，不但德国、而且全世界的教育机构都在功利化的路上走得更远了。就此而论，面对当时初露端倪的现代教育之趋势，尼采既是一位预言家，又是一个堂吉诃德。
尼采还注意到了扩招产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教师和学生的素质大为下降。他指出，哪怕一个优秀的民族，能够胜任教育事业的人才也是相当有限的，而扩招使太多不够格的人进入了教师队伍。与此同时，大量不合格的学生也涌进了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真正优秀的教师必然地被边缘化了，因为他们既敌不过平庸教师的数量优势，其实也最不适合于教育那些胡乱集合起来的青年。相反，平庸的教师则如鱼得水，因为他们的禀赋与多数学生的胸无大志、精神贫乏处于某种协调的关系之中。
我正在整理尼采著作的译稿，其中有一部早期著作，题为《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是他在巴塞尔大学的五次公开演讲，尚无中译本，我挑一点有趣的内容说一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