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流行一个词，叫浅阅读，主要指通过电脑、手机等浏览网络上的信息。使用这个词的人往往怀着一种好意，想以此批评阅读的浅层化。可是，以我之见，阅读就是阅读，世上并无浅阅读，所谓浅阅读不是阅读。当然，如果把阅读定义为用眼睛看任何文字的行为，看八卦、段子、微博、短信之类就也都可以包括在内。然而，严格意义上的阅读应该是个人的一种文化生活，是读那些有文化内涵的文字，是进入到这些文字所承载的文化传统中进行思考的行为。能够承担这个功能的，唯有好的书籍，尤其是经典名著。这一点不会因为新技术的出现而改变，纸质产品和数字化产品只是形式不同，关键在内涵，从网络上读孔子和柏拉图与从纸质书上读没有本质区别。不过，事物的形式决定了其主要功能，网络的生存和优势系于不断更新内容，显然更适合于承载快餐式的文字。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出版对于阅读负有重大责任，它是严格意义上的阅读赖以存在和延续的支柱，一个时代阅读的水准取决于出版的水准。
因此有了第二个不同：出版要讲究专业性，传媒则可以满足于业余性。书籍必须有值得传承的文化内涵，这就要求作者对于所涉及的主题有准确、完整的知识，深刻、系统的思考。但我们无法用这个标准要求记者，记者追随时事不断变换话题，涉及面宽泛，不可能专业。当然，这是总体性质上的区别，不排除局部事实上的出入，比如，有的记者很有文化，其作品最后也就进入了文化的传承，许多书籍只是徒有其表，其下场最后也就像当下的信息一样不见踪影了。
如果从中国的竹简算起，出版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两千多年来，书籍的出版承担着一个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文化的传承。传媒的历史，如果从日报的诞生算起，也就三百多年。新闻业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为适应市场经济对信息流通的需要而产生的，其主要功能是信息的传播。文化的传承和信息的传播，这是二者在性质上的根本区别。由于这个区别，二者在价值定位上也应该有所不同。
出版和传媒具有不同的性质和价值选择，如果各司其职，本也正常。遗憾的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传媒越来越强势的影响下，出版也在追求当下性和满足于业余性，大量出版物毫无文化内涵，加入了推动阅读浅层化、碎片化、快餐化、娱乐化的潮流。出版向传媒看齐和蜕变，放弃文化传承的伟大使命，这是文化的灾难。打一个比方：文化有两个儿子，出版是大儿子，传媒是二儿子。我们不妨让二儿子去做离文化比较远的事，但是，按照长子继承的传统，大儿子的责任是继承和发展文化这个父亲的家产。如果出版也只去做没有文化含量的事，文化就后继无人了。我们今天尚能自豪地谈论祖国历史上文化灿烂的时代，谈论诸子百家、唐诗宋词乃至民国文人，可是，一百年后，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我们的子孙能谈论些什么呢？海量的信息、走马灯似的畅销书早已烟消云散，他们只能说：那是一个没文化的时代，一片文化沙漠。
2011年8月
（本文为8月17日在上海书展阅读论坛上的发言）
传承和传播，第一个字都是“传”，都要流传，第二个字不同，表明了对于流传的不同价值诉求。传承的“承”，继承，是时间性的，文化要在时间中、在历史的长河中流传，追求的是久远的价值，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传播的“播”，播送，是空间性的，信息要在空间中、在广大的人群中流传，追求的是当下的效应，能吸引眼球，有收视率和点击率。出版立足于久远性，传媒着眼于当下性，这是第一个不同。
今天整个出版界都已经意识到了传媒尤其网络对于出版的巨大冲击，纷纷寻找对策，比如向数字化产品进军。然而，在我看来，最要命的冲击是在产品的内涵上。你诚然可以去占领数字化市场，但是，如果产品没有文化内涵，你最多是在市场上成功了，作为文化事业的出版却是失败了。所以，面对传媒的冲击，出版的自救之道首先应该是在产品的质量上和传媒划清界限，坚守自身的文化品格，把主要精力用在多出能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好书上，而不是用在炒作若干年后甚至若干月后就无人理睬的畅销书上。
谈出版，首先必须划清一个界限，就是出版与传媒的区别。我们的出版是由新闻出版总署和各省新闻出版局管理的，顾名思义，这些机构主要管两件事，一是新闻，二是出版。随着新技术的发展，新闻这一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势，包括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现在统称为传媒。出版和传媒隶属同一个机构，其实性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