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月28日。下午，正来携家人来看望我们。他刚坐下，就开始和我谈他的苦恼，那完全是精神上的。多年来，他一直在研究知识生产问题，同时又感觉到，自从逻各斯以来，整个知识生产都是在撒谎，全是虚伪的，使人类离自然状态越来越远。他感到自己是分裂的，一方面废寝忘食地做学问，另一方面怀疑其毫无意义。他说，六十岁以后，要写一本书，揭露整个知识生产的谎言，请我写序言，现在就做准备，读尼采和福柯。他表示，无人质疑知识的前提，他的苦恼只能对我说。我说，这个苦恼由来已久，人既不能停留在自然状态，又不应该脱离自然状态，这是一个悖论。
正来曾多次说，将来我的墓志铭由他来写。他的态度是认真的，绝非戏言。岂料他先我而走，在他的未竟之业中，还有这小小的一桩。
对于我来说，更经常的是，我们一家人被他招呼去出席小型饭局，在座的是他私交亲密的二三人家，每次他都说，今天是家里人吃饭。他去复旦就职后，相聚机会少了，隔些日子就把我们一家请到上海小住，精心安排酒店。他对啾啾和叩叩说：“正来爸爸在上海，你们在上海就有了一个家。”对我说：“要多来，一家人多亲热。”看姐弟俩手搀手穿过宽敞的大堂走来，他满意地说：“看他们住在这里多自然。”
正来又是一个侠义之人，爱朋友，念朋友，朋友有难，必挺身而出，冲在前面。遇到需要解囊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哪怕自己没有钱，也要借钱相助。这个大学者还时常自告奋勇替朋友断家务事，大至夫妻离异，小至日常纠纷，他都出面调解。不过，他可不是和事佬，他的敏锐目光总能看出症结所在，阐明是非，直率地批评理亏的一方。
正来对我是偏爱的，因为偏爱而能容他人之不容，也因为偏爱而能察他人之不察。2000年冬，我参加人文学者南极行，他反对，责问道：“别人写不出东西，所以需要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找些貌似惊人的材料以吸引读者，你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自己想写的东西还来不及写，为什么要去南极？”我实在不愿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依然成行。他在金东大酒楼为我壮行，席间很动感情，一再叮咛我平安归来，说他读我的书最认真，最理解我，要给我的南极之书写序。归来后，我写成《南极无新闻》一书，那次南极行被炒成新闻，这个书名表达了我的抗争。正来践诺写序，写完那天特别激动，分别给好几人打电话，声情并茂地朗读全文。他说：“不是周国平，我不会写，是周国平，别人也写不出。”
其实，豪气、侠气、霸气都来自底气。正来阅读量惊人，悟性又好，对西方社会科学脉络了如指掌，如果没有这个功底，谁会服他。底气之外，更有正气，唯真理是求，于是不战自威。我还要加上孩子气，甚至认为这是他的品行的核心。一个大孩子在学海尽兴嬉戏，在人世率性言说，于是底气、正气都有了。
这些日子里，我的眼前全是他的形象，不是最后那些天看到的病容和遗容，而是往常的模样，目光炯炯，声如洪钟，活力四射。这个正来一定还在，说不定哪天，电话铃响，他说他到北京了，约我去见面，而我会告诉他，我是多么想念他。是的，想念，不是缅怀，不是追思，我拒绝把这些词用在他身上。我只是想念他，这个从来不喜欢旅行的人，这一回破例出远门了，我天天盼他归来，我要好好为他接风。
正来心中有雄伟的计划，他带着这个计划永远地走了。天地不仁，为什么偏偏让他英年早逝？回想起来，这最后的十年，他实在太累了，他是累死的。在这之前，他闭关八年，住在京郊安心地做学问，虽然寂寞、相对贫寒，但起居有序，心境宁静。朋友们都认为，那是他生命中最好的日子。后来，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体制向他这个实力雄厚的“学术单干户”招手了。
可是，正来是一个多么认真的人，一旦上任，就不可能每学期只到校一星期了，而是每个月都往那里跑，一边给学生开课，一边办网上“正来学堂”，回复各方邮件，忙得不亦乐乎。看他这么累，而且不久就查出了喉癌，我心中后悔当初没有阻止他进入体制。
他急于知道我的意见，说这件事只和我商量。我盛赞他提出的两个条件，它们清楚地划定了要做什么事和决不做什么事，有了这两条，就保证了他的独立学者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能够有计划地带学生，同时大部分时间仍可以在北京的家里做学问，何乐不为。
学界对正来的成就有基本共识，诸多挽联即是证明。追悼会正厅的挽联不知出自谁之手（后来知道是陈平原夫妇），写得非常好：“独立京华五更灯下译西典十年如一日，弄潮海上百战军前擎大旗一日抵十年。”张维迎的也非常好：“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我的就差多了：“本真性情做真学问十年闭关格致诸义皆正；乃大才子有大气魄一朝设坛切磋群贤毕来。”大家都承认，正来生平的成就，前一半是自己做学问，后一半是组织学术活动，二者皆足可骄人。尤其后者，他以一人之力、短暂之时日做成了许多人用许多年也做不成的事，“一人胜千军”、“一日抵十年”并非虚言，因此在悼词中得到了一个“杰出的学术组织者”的称号。
我于1月12日到上海，在肿瘤医院对面的旅馆里住了三天。到达当天，去病房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脸色略显灰暗。第一期化疗已开始，每天服药，两天前输液，他说输液后感觉很虚弱。不过，精神尚可，他自己说了起来，声音低而清晰。他说，生命不在于活多少年，中国人看生命从来没有精神这个维度。他一开始说话，我就打开了录音笔，表示以后要整理。他当即郑重地向在场的亲友宣布，凡是他在这些日子的谈话，不管我是否在场，今后都由我整理。我心头一热，含泪点头。啊，真好，我还在犹豫怎样向他说清我的意图，其实全无必要，我们所想完全一致。我只坐了十几分钟，他累了，我告辞。没想到这十几分钟是我们仅有的谈话，后两天我去病房，他更显虚弱了，遗憾地说，这次和我不能深谈了。我们相约，化疗第一期结束后，距第二期有一段间歇，那时我再来。然而，此后他的状态一天天恶化，第一期化疗刚结束，他的生命就戛然而止。
啾啾小时候，两家人聚得多，每次见面他都问啾啾：“想没想正来爸爸？”然后必定是在她的胖脸蛋上狠亲一口。他一跟啾啾说话就柔声柔气，惹得嘟儿嫉妒，骂他肉麻。啾啾和他也亲。2000年冬，我在南极，啾啾想爸爸，大哭，要立刻给我打电话。当年从北京往南极打电话极不方便，郭红提议给正来爸爸打，她同意了，在电话里听正来的嘱咐，不停地说“行”、“嗯”、“好”，居然平静了。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我不在场的场合，如果有谁说我不好，他就特别生气。因为写了许多散文，学界常有人讥我不务正业，他听见了必为我辩护。他办《中国社会科学论丛》，把我的名字放在编委的前列，有人表示异议，他就问：“你们看过他的哲学吗，他的散文中的哲学怎么就不是哲学了呢？”有一回，在餐桌上，他让每人用一个词评论我的散文，有说朴实的，有说优美的，我自己说的是直接，他认为都不准确，得意地说出一个词：深刻。
2002年7月24日。正来在天通苑附近大鸭梨请晚餐，此前他已在电话里对我谈起他的雄伟计划，席上的谈话也围绕这个话题。他问我：“现在还有没有乌托邦？”我说没有了，他说：“这就是问题，人类没有了动力。”接着列举现在西方的主流政治理论，包括哈耶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奥克萧特的保守主义，罗尔斯等的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指出这些无一不是摧毁乌托邦的，所以本质上都是以开放之名导致封闭。他的计划是把这些理论的脉络一个个弄清，然后对它们大举批判。他相信，这个视角是西方人所不具备的，中国人更不具备，一旦完成，其伟大超过马克思和韦伯。我觉得他的想法确实不凡，只是提醒他掌握好分寸，乌托邦的破坏作用也不可忽视，这是现代思潮拒斥乌托邦的主要原因。他说，这些话他对谁都不说，他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有我这个知己，可以无话不说，而且一切都自然而然。最后，他颇带戏剧感地说，将来他完成了这一终身著作，请我用尼采风格给他写一个墓志铭，放在书首；由于他自己也是在西方知识中生长的，因此他的这一工作实际上也是对自己的否定和判决。
那么，这一节的标题可以改为：底气，正气，孩子气。
我和正来，性格截然相反，我柔他刚，我内倾拘谨，他外向豪放，反差极其鲜明。我们这么好，不但旁人诧异，我自己有时也略感惊奇。在交往中，性格强的人往往比性格弱的人主动，我们也是如此。我隐约的感觉是，他不但欣赏我，理解我，而且对我怀有一种怜惜之情，仿佛我生命中的一位贵人，要来帮助我、照护我。
正来是在休克中离世的，没有留下任何遗言。有人说，这是好事，避免了临终的痛苦和恐惧。还有人说，这符合他的痛快性格。这么干脆利落地走，也许客观上符合他的性格，但我相信，他主观上绝不愿如此。人在毫无知觉中死去好，还是在清醒中死去好？答案是因人而异的，我坚定地认为，对于灵魂强健的人来说，后者为好。体验由生入死的过程，人生中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了岂不可惜。
正来啊，在家族中，在朋友中，特别在我面前，你一直以强者自居，凡事都担当，仿佛能保护每个人。可是，当病魔和死神降临你的时候，我们能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有谁能保护你啊！
往事栩栩如生，你在和人谈论时会进入情境，仿佛他还在世似的。可是，你立刻想到他不在了，那些往事没有了承载者，成了飘在空中的梦。此时此刻，人生如梦不是抽象的感叹，而是你最深切感受到的事实。
可是，正来啊，你是知道的，我很不希望你做这个杰出的组织者。我是一个平庸的人，只做自己能够掌控的事，例如读书写作，希望你也如此，可以省却与人打交道的许多烦恼。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但能力有时是陷阱，一个人精力多么充沛也是有限的。如果你仍像闭关时那样只做学问，你不会这么累，一定不会这么早逝。而且，在我看来，和组织那些学术活动相比，你的著译对中国学术的贡献未必不是更大。倘若精力能够专注，生命得以延长，你期盼的主要工作何愁完不成啊。
爱情、友情是人生的美酒，如果时间短暂，也有新酒的甘甜和芳香。可是，若能经受住漫长岁月的考验，味道就会越来越醇厚，最后变成了无比珍贵的陈年佳酿——亲情。朋友好到了极致，就真正是亲人，比血缘更亲。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深夜出生的，也都是在第二天清早，正来就到医院看望。叩叩在上海出生，那时他还住北京，夫妇俩专程乘火车来，他在途中染感冒，发烧到三十八度五，到上海后在旅馆里悲惨地躺了一整天。
按照常例，在最坏的情况下，晚期胃癌病人也是可以活几个月的。其实我心中已做这个最坏的准备，因此觉得有一个责任，就是去上海陪伴他，和他谈话并且录下音来，而这很可能是他最后的思想遗产。和红说起这个想法，她担心正来会觉得是不祥暗示，我一笑，只说了一句：“我们这种人！”我当然相信，正来是敢于直面生死的人，这才符合他的水准，现在他不能只是病人而必须更是哲人。我还相信，不让他拥有的广阔精神视野被疾病遮蔽，能够俯看一己的生死，对于战胜疾病只有好处，绝无坏处。
有一回，我们去他家里，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他语重心长地批评她俩说：“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国平跟别人不一样，我阅人无数，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然后布置任务：“你们每人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我很不好意思地引用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只是为了说明他对我的不同寻常的关爱。一位女友听后感动地说，她看到了男人之间的感情。
正来是豪情万丈之人，无论酒桌上的闲谈，还是论坛上的讲演，都激情飞扬，气势恢宏，精彩纷呈。他做学问，心中有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悲哀，表现出的则是“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他什么都要顶级的，顶级的学问，顶级的酒，非五粮液和茅台不喝。他爱憎分明，对于看不上的人，评论起来毫不留情。有一年，某台湾名人大陆行，媒体上沸沸扬扬，北大、清华也为其摇旗鸣锣，他鄙夷地说：此人是一个小人，只会弄一些小考据。得知一个朋友为了宣传自己患病的儿子，筹划儿子与此人的会面，他打电话给这个朋友说：“我只是为了向你表达我的深深的失望。你儿子原是一个谦卑内向的孩子，现在变得这样张狂。如果此人要见而你的儿子不见，那才是牛。”
在这里，我要摘引我的日记中记录的他的两次谈话。
最后，我相信所有朋友对正来的霸气都有切身的感受。朋友们叫他老邓，他和那个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老邓有一拼。朋友聚会，主角一定是他，基本上没有别人张口的份。无论你地位多高，名声多大，学问多好，在老邓面前都会放下身段，洗耳恭听。他胸有成竹，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而他的见解确实常常是值得注意的。
正来以学术为志业，治学极严，下大功夫，有大成就，学界有口皆碑。他对自己选定的领域十分专注，闭关八年，围绕知识社会学和政治学刻苦研读，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译著和论著。然而，我知道，已出版的著作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其下深不可测。他不是一个学术匠人，而是一个思想者，他心目中的学术不是知识的耙梳，而是问题的探究。他常向我讥笑国内学人没有自己的问题，而据我所见，他是真正有自己的问题的，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他最娴熟的领域里，他也是疑窦丛生，痛苦万分。
正来生性豪爽，结交广泛，常以各种名目宴请朋友，这个节日、那个节日、大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长久的离别、短暂的离别，都可以用做借口。有一回，在亚运村孔乙己设宴，朋友们入座后，他宣布的由头出人意料，竟是庆祝他患喉癌四周年。他是九年前患的喉癌，预后良好，怎料九年后又查出胃癌，一病不起。
正来比我小十岁半，按理说，我是他的兄长。可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周围的亲友，共同的感觉是他像兄长，对我呵护有加。什么时候看见我身体不好，他一定会催我去检查，如果认为是工作太累所致，他会批评我，连带也批评红，要她在家里贴上五个大字：“国平无急事。”他经常叮嘱红，国平最重要，要把关心国平放在第一位。
他的这番话使我知道，虽然他在别人面前为我辩护，但心中也认为学术应该是我的主业。我自己对此颇觉繁难，我做事只问兴趣，不求传世，尼采也是我的兴趣之所在，但精力难以兼顾。现在上帝已把他唤走，格外加重了他的规劝的分量，我一定要认真想清楚，在上帝把我唤走之前，我最应该做、不做就真正遗恨的事情是什么，据此来安排我的工作。
2013年3月
“别怕，有我。”只要我遇到困难，这个声音就在我的耳边响起，不管他说没说，他的态度和行动都如此告诉我。2005年是我的本命年，突然遭遇三场官司，其中一场，对方气焰嚣张。那些日子里，他已应聘吉林大学，往返于北京、长春两地，行色匆匆，仍急我之所急，替我聘请律师，随时关心案情进展，还约我去雍和宫烧香消灾。
他是真正心疼我，所以，知道红又怀孕了，他力主把孩子做掉，理由是我应该安度晚年，不该再受苦了。叩叩生下后，他召开家庭会议，力劝红辞职，好好安排家庭生活，让我好好休息和工作。红的顾虑是，我年纪大了，她再没有了工作，我万一有事，两个孩子怎么养。他立刻说：“别怕，有我。”
的确如此，他从来只写学术论著，为我破了例，而他对我的理解极其准确，无人能及。序的标题是《社会的“眼睛”与独行的个人》，其中说我对社会的态度是“参与其间但决不放弃自我，生活于其间但决不放弃对它进行批判的权利，力图以一种独语的方式去重构这个社会”，而“所采用的方式是相当平和细腻的，但确确实实是不屈坚毅的”。我心知，未尝有人如此恰如其分地把握我对社会的态度的实质以及这种态度中的微妙之处。
虚岁五十那年，生日前夕，正来在友谊宾馆贵宾楼举办寿筵，摆了十桌。他让我坐他右侧的座位，并且安排我第一个致辞。在发言中，我用三个词概括他：豪气，侠气，霸气。
然而，更累的还在后面。2008年，张文显调任，正来寻找新的去处，多家高校争相聘请，最后敲定到复旦大学，创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并任院长。这是一个更大的平台，他踌躇满志，赴任之前兴奋地向我倾谈宏大计划，要办成西方之外的头号研究院。事实证明，他确实能力超常，心想事成，举办大小论坛和暑期班，创办中英文学刊，请顶级学者做研究，请国际大牌做讲演，一件件事办得风起云涌。可是，代价是累，从心想到事成之间，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艰辛，而在举办研究院五周年论坛之后仅仅几天，就被晚期癌症击倒在了病床上。
正来走得何其匆忙，从确诊到去世不足一个月，实在太快了，他自己带走了多少憾恨，也给亲友留下了多少憾恨。
正来仿佛是被一阵旋风卷走的，这么生龙活虎的一个人，突然就没有了。一个至爱亲朋的死是多么不真实，你见证了遗体，你参加了追悼会，但是你仍然不相信。
他的病，一查出就是晚期胃癌并转移，医生说不能手术了。我不懂医，耳闻目睹的病例不少，知道此时化疗弊大利小，不如用中医，一来调养身体，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二来或可创造奇迹，因为有先例，当然这是赌博，但绝境中值得一赌。他也同意这个分析。可是，住进了医院，他就做不了主了，从此受西医逻辑的支配。西医的方案是化疗，目标是让肿瘤缩小，然后看是否可以手术。令人不解的是，沪上名中医开了配合化疗、减轻损害的药方，医生也不准服用，理由竟是倘若病情发生不论好坏的变化，将会无法确定原因。正来一直乖乖地听从医生，我和阿良力主他偷偷服中药，他不理睬。事后那位医生说，从医三十几年，没见过这么凶险、发展这么迅猛的肿瘤。是病情特殊，还是治疗不当，现在已无法评说，评说也已没有意义。
印象中，我们两家走得近，就缘于孩子。1997年10月，我和红举办婚礼，正来夫妇带当时五岁的女儿嘟儿出席。婚礼上，主持人亚平问嘟儿：“在座哪个阿姨最漂亮？”答：“郭红阿姨，我觉得她还很可爱。”问：“你觉得国平叔叔怎么样？”答：“一般。”问：“你觉得他配得上郭红阿姨吗？”答：“一般。”问：“以后让你和国平叔叔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你愿意吗？”答：“凑付吧。”全场爆笑。我和郭红非常喜欢这个机灵的小女孩，第二年啾啾出生，此后两家人就经常带着孩子互访了，或者一起郊游。正来是一个极不爱游玩的人，那几次郊游几乎是他生活中的例外。
正来爱孩子，再忙也舍得为孩子花时间。为了抵御应试教育的危害，他先后两次让嘟儿休学，自己给她当老师。他不能容忍对孩子的忽视。一个研究底线伦理的朋友家有幼儿，嫌带孩子费精力，坚持整托，他责备说：“孩子不是底线，是最高。”
正来是自告奋勇要当我的孩子的教父的，我的孩子叫他正来爸爸，他的女儿叫我国平爸爸。他是一个称职的教父，孩子的出生百日、每年生日，他都惦记在心，热心张罗。两家的孩子还有另一个教父，就是上海的阿良。啾啾生下时，正来宣布要和阿良公平竞争，听阿良说要在上海给啾啾留一间房，他不甘示弱，说他在上海有“大款朋友”，他也能做到。看他这么孩子气地PK，我觉得可爱极了。
他是去年12月27日确诊的。在这之前两个月里，他已感胃部疼痛，不在意，直到胃出血才入院检查，即有定论。28日，我们在北京见面，他仍声音洪亮，但如炯的目光中不时掠过一丝哀愁的阴影。29日，他回上海，马上住进了肿瘤医院。
这两次谈话使我明白，正来迄今所做的学术工作尽管十分可观，其实只是他真正想做的主要工作的一个准备。后来他转入中国人“生存性智慧”的研究，应该是向主要工作迈进了一步，试图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我无法预断他能否找到，但是我相信，以他的善思敏悟，寻找的过程中也一定会有丰硕的收获。可是，序幕刚刚拉开，他就撒手离去了，带走了全部剧本大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空舞台。
正来待我之好，嘟儿看得分明，有一回在餐桌上对他说：“我看你最喜欢的还是国平爸爸。”他的许多朋友也知道。追悼会那天，我俩不久前结识的建华对我说：“他太喜欢你了。”举了一例，确诊胃癌第三天，建华到上海看他，送他海参，他叮嘱也给我送，加上一句：“要最好的。”
23日，医生进行第一期化疗后的会诊，决定不再做第二期化疗，只做支持性治疗。因为腹胀，给他抽液，抽出的全是血，医院当天给家属下了病危通知。我得到消息，决定第二天一早去上海，他知道后，让明儿转告我，说他现在说话吃力，等他好些再去。这说明他丝毫没有死的预感。这天夜里他睡得比前几天都深，24日凌晨，在熟睡中，血压突然掉到了零。我仍赶往上海，但已经不能在真正意义上和他见最后一面了。
2003年3月一个傍晚，红接到正来的电话，说他在古月人家等我们，有“终身大事”要商量。我们立即驱车前往，在餐厅坐定，他叙述原委。前些天，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把他一家请去，好生招待之后，表明请他任教的诚意，待遇优厚，而且不必上课，只带研究生，每学期只需到校一星期。当天夜里，他通宵不眠，想了六个小时，翌日提出两个条件：一、每年招5名研究生，由他挑选，13年共65名，其中必能出人才；二、不当任何长，不参加任何评定别人或被别人评定的事情。当然，这两个条件被欣然接受。
不过，对于我没有把尼采做下去，他其实是遗憾的。患喉癌后不久，一次电话里，他严肃地对我讲了一番话，他说他憋了很久，一直想讲的。大意是，他对我不满，为我可惜，我应该回来搞学术了。他的病使他想到，上帝随时可能唤走我们，我快六十了，再不做以后做不了了。他希望我完成尼采的翻译和研究，说这是能够传世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