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贯彻“把发动群众抗日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的工作方针。红军一心为劳苦大众的实际行动，使阎匪所散布的“红军杀人如草、穷富一律都糟糕”等谎言不攻自破。群众歌颂：“红军是穷苦人的知心人，批了地主打豪绅，分了粮食分财物，穷苦百姓得翻身”。在人民群众的支援帮助下，八十一师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筹集黄金约2千两，钢洋1万余元，粮食40多万斤，其它物资不计其数。
局面打开以后，我们组织了十几个“扩红工作组”，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民运科长康玉林、干事吴士芳负责。师政治部宣传科长高维嵩负责在每个连队组织“宣传抗日工作组”，挨家挨户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张贴抗日先锋军的布告和标语。并组织文艺演出队，有说书的，唱晋南梆子的，还有歌咏、器乐、办墙报的，充分采用多种宣传形式，既发动教育了群众，也教育了部队。
我们在当地还建立和发展了党组织及抗日救国委员会等救亡团体和抗日组织。成立了镇政权（革命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委员。镇政府设有武装、肃反、公粮、财政、土地等部门及贫协会等。特别是还组织了两支地方游击队，共50余人，使当地群众有了自己的武装。
十五军团牵着敌十九团在晋西北兜圈之际，一军团奉总部命令，突破汾河堡垒，截断同蒲路，围困霍县、赵城、洪洞、临汾、浮山，并攻击襄陵和侯马镇，直插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晋南地区。
20多年来，阎匪把山西视为他的大本营，把当地人民作为他的奴隶。他用银行、当铺、苛捐杂税等各种手段，极为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人民。为欺骗、麻痹人民，并进一步便于其统治，阎匪还建立了一些反动组织，如“公道团”等。山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愤恨地称他为“阎罗王”，盼望有朝一日他会完蛋。
兑九峪战斗后，根据当时形势和我军宗旨，党中央决定，东征红军兵分两路，一军团沿同蒲路南下；十五军团向文水、交城直通太原北上，使敌人难测我军行动，以利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工作。毛泽东率领总部和八十一师的二四一团（300余人）为中路，向晋西一带转移。
十五军团于3月中旬北上文水、交城，以一个团及骑兵连逼近太原附近的晋祠，进行游击活动，直接威胁到阎锡山的老巢。阎匪十分惊慌，急令其主力十九团尾随十五军团。但他们打又打不上，停又停不下，在晋中到晋西北的岚县、五寨、保德、兴县等地兜圈子，整日疲于奔命。
根据当地情况，我们首先严厉制裁恶贯满盈的汉奸、恶霸、高利贷者，把他们剥削来的财产分给群众。在没收了汉奸的一些当铺后，立即给典当者发还了1万多件各类物品。有一个劣绅仅其存粮就有5万多斤，食油4千多斤，外加不少浮财，除部分留作部队用外，大部分都发给了群众，他们得到了救命口粮和御寒衣物。
百姓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放着鞭炮欢送亲人当红军。我师进镇后的短短十天，就补入了500多青年。在我们撤离时，共增新兵800余人。当地群众说：“斗了地主和豪绅，贫苦百姓得翻身，青年人报名去当兵，跟着红军闹革命”。
1936年3月10日，我军发布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揭露蒋介石、阎锡山等卖国贼媚外成性，丧权辱国，致使国家面临危亡局势的真面目。庄严申明我军将“停止一切内战，东进抗日，挽救民族危亡”。并宣布“本军所到之处，保护知识分子，保护工商业”。号召人们联合起来，一致对日，“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
在晋南的广大地区中，红军所到之处都播下了火种。各路红军的积极工作，震撼了阎锡山匪帮的统治，打通了我们东进抗日的路线。红军的东征，极大的鼓舞了各地区主张抗日救国的各界群众，促进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高潮的到来。
八十一师此时已归一军团建制，于3月中旬进驻同蒲路汾河流域浮山县境内的马壁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