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兵团举办了连支委、支书参加的党的知识教育训练班，团举办了党的小组长培训班。同时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理沦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密切军民、军政关系也是部队要经常抓的问题。我们教育部队凡是做错了事一定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帮助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群众联欢等形式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
多年来部队长期处在作战、行军环境中，政治教育缺乏系统性。为此，我们首先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方法是团领导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连以上干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共（布）党史》以及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讲话；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周两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课本》为教材，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团、营配有专职的理论教员，连配有专职的文化教员进行辅导、讲课。并利用自编的墙报、板报以及自演的文艺节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我们把思想教育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我团人员主要来自陕北，其次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长征到陕北的同志。为增进团结共同战斗，我们提出本地干部向长征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们曾用张国焘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张于1938年4月5日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黄帝陵的活动，逃离边区，经西安到武汉，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投入国民党怀抱。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以此为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留守兵团曾于1941年4月，以“烽火剧团”为基础，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开设课程有戏剧、美术、音乐。周扬同志很支持，帮助学校调来了许多专业教员，如：冼星海、吕骥等音乐家。该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文化骨干和宣传专业人才。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团宣传队排练出《小放牛》、《兄妹开荒》、《送郎上前线》等小歌剧到连队演出，效果很好，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活跃了部队生活。
在战争年代，一般而言前线干部提升快，因此，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如三营教导员郭六胜调冀中马本斋骑兵支队任政委，就曾引起同级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强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未来革命的需要。
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确定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问题。在我们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不少同志想不通，群众议论也很大，有个别人还为此开了小差。加上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造成思想混乱。我们遵照兵团的《统一战线教程》课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论，组织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论述。
坚持团结，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做到“任人为贤”，反对“任人唯亲”。我团坚决贯彻执行了兵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谋私利”的条件，来选拔配备干部。对干部坚持既放手使用又给予学习提高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耐心说服教育；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