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山地形险峻，沟壑纵横，山大林密，人烟稀少，自古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各个朝代的政府都曾派兵清剿土匪，但从未如愿。
根据河防地形，渡口工事必须构筑在石山腰部隐蔽处。工程十分艰巨。以连为单位一锤一凿，夜以继日劳动了50余天才峻工。工事内有各种机枪、步枪发射眼，两人并行的通路，还设有俱乐部、游艺室、洗漱室、食堂、卫生室等。正面伪装如同山体一貌。工事不仅固若金汤，而且比较舒适，受到留守兵团肖劲光司令员的称赞。
固临保安营有两个任务：策应泥金滩二营四连河防任务，配合进剿土匪李钦武。延长的保安营主要任务是剿匪。延川保安营作延水关、马头关的第二梯队。
第一营由营长白应奎、教导员马光厚集结于延长附近的呼家川一带作为团的机动部队；团部驻延长城。
1937年8月25日，陕北红军独立一师改编为一二〇师特务营。后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留守部队改编指示，又成为警备第五团。白志文为团长，我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陈美福任参谋长，李太元任政治部副主任，王华亭任供给处处长。下辖3个营。并统一指挥延长保安的第四营，营长李启贤；延川保安第二营营长贺吉祥；以及固临保安独三营。
我留守兵团的参战部队在地方政府和群众武装的紧密配合下，摸清了土匪的行踪，长途奔袭于黄龙山的沟沟壑壑，政治民瓦解与武装清剿相结合，彻底孤立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敌特分子，直捣土匪老巢，到1938年2月，黄龙山和关中地区的土匪大部分被消灭，此间，毙匪首、匪徒140余名，缴枪70余支，而九页山一带的土匪则被我彻底消灭，这一带才得到了安宁。
第三营营长王仁法、教导员王昌虎率领部队进驻延水关、马头关。
我考虑到周副主席身负重伤，常常往来于延安及外地之间，安全工作十分重要。任铁柱同志是我从家乡带出来参加红军的，又经受了多年的战斗洗礼，身体强健，聪明机敏，枪法准，应付复杂情况的能力强，就把他派到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天安门城楼接受毛主席和周总理接见时，周总理竟不忘重提这段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1937年秋，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深入人心，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国民党主张抗日的各阶层人士的认同，党的统战工作出现了一个迅速发展的局面，护送党的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开展工作，就成了留守部队所担负的另一项重要任务。
任务下达到兄弟部队，但是我深知完成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因此，派出作战能力强，干部、战士多生长、生活在这一带的一营配合作战。
1937年秋，八路军主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后，为加强后方留守部队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以保卫陕甘宁边区。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将3个主力直属营和原陕甘宁地区地方部队，以及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直大部和第七七〇团、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共9000余人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处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
当时我已由抗大毕业，调到陕北红军独立一师任政委。师长是白志文，参谋长陈美福，政治部副主任李太元。下辖了3个团。防区由甘泉到富县的茶坊，延安三十里铺到金盆湾、临镇一线。
第二团驻防金盆湾、临镇、英王镇一线，围剿黄龙山残匪直至匪患平息。第三团驻甘泉至富县所属六里峁一线，保障延安至西安的公路畅通无阻。
我团驻防从延水关起至泥金滩一线的河防；从汾川河起经临镇、金盆湾、英王镇、南泥湾至延安三十里堡一线的边防。
师部和第一团驻富县城内配合抗联主任霍士廉对国民党县长的统战工作；并护送延安干部到国民党区开展抗日统战工作。曾护送过张爱萍、余立金、吴克华、贺子珍（毛泽东夫人）、马德海（外国人）等30多人顺利到达目的地。30年后，1967年大家相逢时，还念念不忘我对他们的关怀和保护。1971年，霍士廉在西安见到我时，一再提及当年，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营营长高启甫，教导员郭六胜率领部队进驻凉山岩、泥金滩。
也就在这个时期，各种反动势力的活动也极为猖狂。盘踞在黄龙山一带的土匪专门袭击过往的我军、政干部，骚扰边区百姓，具有十分明显的政治倾向和复杂的背景，它对延安到西安的交通直接构成严重的威胁。延安到甘泉之间的九页山地区的土匪就曾袭击了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命令留守部队彻底拔掉这根毒刺。
我团二、三营则构筑起坚固的河防工事。从延水关至泥金滩一线，黄河河槽窄、水流急，西岸石山矗立，沟壑纵横。二营驻守的凉水岩是延河出口又是船和牛皮筏的渡口，而泥金滩渡口只能用牛皮筏。三营驻守的延水关渡口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