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派的暴戾更加坚定了我斗争到底的信念。想到自己是党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有气节,尽管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仍奋力唱起高亢的秦腔,多日愁眉不展的难友也活跃起来。我对大家说:“对这帮杀人不眨眼,嗜血成性的刽子手,丝毫不能软弱,只要你不怕死,他们就没一点招。活着就要有骨气,死,也要站着死!”没想到关在隔壁的正是薛毓瑞,敌人关押他是为了索回由他负责而欠交的粮款。他听见我唱秦腔,也听见我做宣传,拍着墙壁和我联络,还表扬我:“真行!”我说:“没有这点气魄,算不上英雄好汉,老薛,你放心,我决不会丢脸。万一我出事,学校的事你一定要担起来。请多多保重。”
“但你们是在戏台正面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我穿的可是白色衣服。”雷治富、折可达即刻派人到戏场里想找到我穿的黑衣服,它却早被同志们安全处理了。
回到牢房,大伙儿见我又被折磨的体无完肤,全都热泪盈眶。他们用凉毛巾敷在烧伤的地方,想减轻我的痛苦。我说:“不要伤心,敌人就是剥了我的皮,抽了我的筋,也夺不去我的心!他们从我这儿只能得到蔑视和仇恨。”
“好样的,真是少年英雄!”不久,伤口化脓淌血,气味难闻。大家争先恐后地把自己已破烂不堪的衣衫撕碎,为我擦拭。胜过手足的情谊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敌人只得严刑逼供。他们用细麻绳把我双腕反绑起来,背后压上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吊到半空。细麻绳深深地勒进皮肉,肩膀脱臼,两眼直冒火星。敌人几次用冷水把我从昏迷中浇醒,“你要再不招就用火棍、火链、火铣对付你!”
翌晨,正要把我押解到安定县政府审理时,密探黄盆子报告,强世清、史法直的游击队准备劫走李先生;他们埋伏在安定县石窑湾、红石峁一带山路上。敌人立即改道由南沟岔经玉家湾、瓦窑堡到安定县,提前派出团丁通知玉家湾的民团协助,并命令瓦窑堡驻军张建南派士兵沿途协同押送。游击队劫我的计划落了空。当晚我被押到安定县死囚牢里,敌人连夜进行了审讯。
全家生活的重担落在了我大嫂身上。她是严格遵奉三从四德、从不抛头露面的弱女子,这狂风暴雨般的袭击也摧垮了她,没过一个月也去世了。大哥的4个孤男幼女又接着死去两子,好端端的10口之家,霎时只剩下60岁的老父、大哥及其一儿一女,还有我那善良的妻子侯瑞云,怎不令人心碎、令人悲愤!
“把那几张标语传单拿来!”
反动县长不由分说,用麻绳将我两臂捆紧,推我跪在锐利的碎石上,脚腕下垫上两块砖,两腿肚子上压着一根两米长、碗口粗的杠子,左右各站着两个刽子手,不断用脚踩这根大木杠子,酷刑从晚上9时一直到次日清晨。多次昏迷过去的我,醒来时已是遍体鳞伤,动弹不得。但我仍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敌人用刑失败后,给我戴上一副七斤半重的脚镣和手铐,投入死囚牢里。映入眼帘的是些蓬头垢面、衣不掩体的难友。他们了解情况后,对于我这么年轻也被提审,还受到如此酷刑愤怒不平。他们小心地照顾我,把我抬到仅有的麦秸铺上,喂水喂饭,按摩护理。难友们心连心,使我得到安慰和鼓舞。
雷治富、折可达丢下烟枪,立即开始审讯:“李先生,我们早就察觉你是共产党,今天可抓到证据了。”
当难友们知道隔壁是原北二区区长薛毓瑞时,认识他的人说:“他可是大好人,常把摊派给百姓的粮款、税款顶着不交。不仅不收穷人的租粮,还用自己家的存粮接济穷人。这样好的人也被关起来,真是老天瞎了眼。”“哪里有什么老天?法令由他们定,苛捐杂税任他们收,百姓随他们欺。他们靠我们的血肉花天酒地,奢侈挥霍。我们不能怨天怨地,更不能怨父母和自己的命。只有想法自己救自己。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去努力争取,总有一天会成为天下的主人。”难友们纷纷点头称是。
敌人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强迫挚爱我的老母亲来“劝降”,妄图软化我的意志。正直、善良、操劳了一生还不得安宁的母亲,见到最疼爱的幼子伤痕累累,血肉模糊,便昏厥过去。当她刚苏醒就深情地说:“我不懂他们说你是革命党的那些话,我只知道你是我的好儿子,你争气,有出息。不管他们怎样陷害你,都千万不能连累好人,不能让别人也象咱们这样惨!”深深感念慈母的养育之恩,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在敌人面前哼也不哼一声的我,此时放声大哭:“娘,儿子很可能无法孝敬您老人家了,您就当把我也送了人。请您千万要保重呀!”难友们听了声泪俱下,就连平时恶狠狠的看守,也禁不住抽泣两声。母亲将我身上已成碎布条的血衣颤巍巍地脱下来,滴滴热泪落在我伤残的肌肤上。从我被捕起,她就日夜流泪,不吃不喝,这次又走了30华里路,亲眼见到她心爱的儿子被折磨得惨不忍睹,操劳一辈子、坚强无比的她,却经不住如此致命的打击,回家后就卧床不起,四五天后,便与世长辞了。
“我是公开被聘用的教书先生,你们身为执法的区长和团总,居然敢肆意对堂堂教员施以酷刑!”忽然一阵喧哗声传来,原来贺秉章、薛振昌等发动了上百名群众包围了区公所,并派出代表交涉释放我。慑于群众威力,敌人停止了严刑拷打,但把我仍然拘留在区公所。
“那就请拿出来!”
“既然他们什么都看见了,那我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急于请功的两个团丁迫不及待地抢着说:“我俩瞧得清清楚楚,你在贴好标语的戏台东墙边站着,穿着黑衣服!”
趁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我就给难友们讲《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讲帝国主义侵华史;还讲农民起义、红军战斗的故事以及浅显的革命道理。难友们对我更加信赖,对我更加无微不至的照顾,大家的心连得更紧了。
“那上面署的是‘共产党’,又不是我‘李宗贵’,怎能肯定是我干的?”他们不容分说就令人搜身。一无所获。于是恼羞成怒:“那两个团丁亲眼看见你在戏台东墙上贴标语,还想抵赖?”
6月10日晚,刽子手再次把我拖进公堂,剥去衣服,让我跪在烧红的铁链上,用香头在我的前胸后背上烧灼,并用点燃的烟头烧我的下身。我紧咬牙关,一声不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