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照打通陕甘边和陕北两个革命根据地的决定，我们制定了红军出击作战的路线。又在苏区党、政、群的全面配合下，制定了各个战斗、战场的互相衔接和连续作战的方案，并付诸实施。
志丹最后指出：我们仍处于敌人的包围中，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形势还没有根本改变。决不允许有任何麻痹大意，决不能骄傲自满，我们还要准备打更大更艰苦的仗。胜利一定属于正义之师！
第七，陕北的地理条件是山多沟深，树深林密，道路崎岖，村庄小而分散，有利于红军隐蔽，有利于保密，便于采取声东击西、神出鬼没的战术，使敌人很难探明我们的虚实。再则我们是轻装，如此地理条件，可发挥我们行动神速敏捷的特长，出奇制胜。如歼灭敌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和晋军马延寿部第六团等战例，都是和选择了理想战场有很大关系。滚滚大河上下，万里长城内外，绵绵黄土故乡，子孙永沾恩泽。
第四，在集中红军主力成为拳头力量的同时，一定要放手发展游击队，建立健全赤卫军、少先队等各种群众性武装斗争组织，以适应苏区内外斗争的需要。在第二次反“围剿”中证明，既要不失时机的组织实施歼灭敌营、团兵力的战斗，又要充分发挥地方及群众武装力量的作用，去袭击骚扰、围困敌人，积小胜为大胜。在消灭敌人的同时，发动群众开辟新区，建立新的武装力量。
在总结定仙墕“围点打援”的会上，志丹首先指出：我们之所以能取得胜利，是我们运用了中央红军和其他地区兄弟红军的作战经验，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采取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法，在有把握的时候，就坚决歼灭敌人。如马家坪、延长、兴隆寨、李家塌、靖边、柳树疙台、慕家塬、定仙墕的战斗。在把握不大或者要付出太大代价的时候，就暂时放下这股敌人或者把它孤立起来，等积极地创造好条件再消灭它，象甘泉、三皇峁、瓦窑堡那样。
其次，他强调：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我们将一事无成。为什么开始搞武装斗争时，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不懂这一点或懂得不多。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我们特别立了法，三令五申要爱护群众的一针一线，解除劳苦大众的痛苦。为群众谋利益是我们革命的目的，也是胜利的根本保证。
只要多方牵制敌人，就能把敌人大量兵力分散、分割，由强变弱；而我们自己的有限力量却能灵活调动，由分散到集中，由弱变强。这个窍门不是哪个人凭空想出来的，而是敌人逼出来的。在发展壮大红军主力的同时，给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以参战的机会。当然要考虑他们的承受能力，还要给他们必要的武器和训练，使他们逐渐成熟、发展、壮大。
第六，我们红军的干部战士都是古今中外难得的好汉。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将来过上好日子，不怕苦不怕死，什么都不怕。有的同志病得很重，有的负了伤坚持战斗不下火线；有的部队吃不上饭、住不上房，毫无怨言；有的部队在急行军或连续战斗中做到不掉队，不丢装备弹药。全军没有一个临阵当逃兵的。我们的官兵亲如手足，见危险，人人抢着上；遇困难，人人争着帮。在打扫战场时，从未发现有一个伤者没被救援，有一个死者没被安置。有这样拖不垮打不烂紧密团结的钢铁队伍，世界上还有什么能难倒我们？人民将永远铭记：翻身得解放，是红军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从5月1日到8月下旬，我们歼灭敌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3000余人。缴获各种枪8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迫击炮14门，子弹数十万发。
第三，我们陕北红军，就这么一点力量，一切都应该从这个实际出发。第二次反“围剿”时，有人主张先打敌设防严密、有充分准备的瓦窑堡、清涧等城镇，真要如此去做，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胜利结果。事实雄辩的证明，我们必须量力而行，行而有利，由小到大，一口一口的吃掉敌人，这才符合陕北的实际情况，才能不断地取得胜利。
解放县城六座，包括东至黄河边的广大地区，南至淳、耀，西至环江一线，北至长城边（包括横山所属的石湾）的800里辽阔地区的广大农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使陕北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陕北农村大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格局。西北根据地已经形成，而且将不断巩固和发展。这些胜利都是在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
第五，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的统一领导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前提。
战斗中，红军主力由第二次反“围剿”初的2100多人发展到约9000人；游击队由1500多人增加到4000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