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整体工作安排上，密切围绕教学这个中心，通盘计划，严密组织，搞好各部门的协调配合。一些重大的教学活动，如组织学员实弹射击、阅兵、结业考试等，都要召集各部门领导集体办公、明确分工，及时解决问题。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决定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一批既懂防空专业，又有作战和教学实践经验的师、团以上干部到校任各部、系领导或教员。各单位服从大局、大力支援，对我校急需人员，即使本身工作受到一些影响，也坚决调给。1954年下半年防空部队首长多次亲自签发电令，点名为高级防校选调人员。
第二天一早，我乘车去到清河镇附近的高级防校工地。只见施工现场一片紧张忙碌，大家正在刚建好的一些营房内办公。因王校长带领一些干部教员到外地军事院校参观学习去了，由先期到校的原二十四步校校长、高级防校副校长宁贤文向我介绍了学校的建设计划、工程进度、组织状况和教学准备情况。从中使我深感中央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建设非常关心和重视。学校建设不仅规划早，而且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投入了很大力量。对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上级领导均亲自调查研究，及时解决。
针对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除在历次会议作出的决议、指示中加以强调外，还通过各种场合反复阐述“以教学为中心”的正确含意。指出这是由学校所担负的任务和所具有的特点而决定的。教学质量的优劣是衡量学校办得好坏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各部门工作质量的重要标志。学校的一切组织机构都是为此而设立的，都只能围绕教学工作而努力。我们及时表彰了在这一方面做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如表扬门诊部医生到学员宿舍巡诊，表彰了把所需物资直接送到学员宿舍的军需科等。
军委首长的到来和指示，给学校全体人员以极大的鼓舞，成为推动学校建设和各项工作的巨大动力。
确定校址、抓紧营房建设、争取早日开学是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原二十四步校先期到京的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我们特别强调学校领导干部一定要把主要精力放在领导教学上，放在教学方针原则的贯彻、训练大纲的研究，以及教员队伍的建设、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进等问题上。所有涉及到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都要在党委会议上进行专门的讨论。
学校第一期学员共381名，其中高级班27名，高炮班204名，对空勤务班72名，探照灯班27名、政工班51名。东北防空部队政委周彪、中南防空部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原安东防空区司令部第一副参谋长刘鹏等都是高级班的学员。同时还接受了4名越南师团干部学员。
早在1953年5月，防空部队首长就报告军委，要求聘请苏联专家来帮助指导建校和教学工作。1954年初，苏联顾问小组一行3人到达北京。曾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参加保卫莫斯科的红旗高炮团团长库尔甘诺夫上校任校长顾问，切尔日诺夫上校任探照灯系顾问，邦达列上校任对空勤务系顾问。他们的到来，使教学准备工作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针对这一情况，我们一方面从原二十四步校的干部中选拔了130多名文化较高、有培养前途者到汉口防校、上海炮校、济南航校和防空部队学习。另一方面，请示防空部队领导机关为我校调配所需干部和教员。
在谈到高级防校的性质和任务时，他说：近两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防空学校和高炮学校，基本解决了初级干部的培训问题。新建立的高级防校就是要担负培养防空部队中、高级干部的任务。高级防校的校址，军委已确定在北京。11月，军委已调王智涛任高级防校校长。他原任防空学校校长，曾长期在红大、抗大任过教，并到苏联学习过。调你们去办高级防校，是因为你们已有创办防校和炮校的经验，要集中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尽快开学。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一重要使命。
根据防空部队党委提出的部队正规化必须从学校“化”起的要求，我校从初建开始就注意加强正规化建设。学校领导思想上很明确：高级防校培养的干部是防空部队的领导骨干，他们军政素质的高低，作风的好坏，对部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学员一入学，无论在部队时是师长、团长还是营长，都一律严格要求，都必须遵守条例、条令。无论列队行进、着装仪表、礼节礼貌、站岗执勤、就餐上课、内务秩序，还是宿舍里衣物鞋帽、洗漱用具的摆放都统一规定、统一要求，连烟头、纸屑都规定要投放到篓中。
经过两年多的边学习，边建设，边探索，高射炮兵学校初具规模，教育、训练和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首先应搞好党委“一班人”的团结。我和校长王智涛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经常通气。遇有重大问题，就提到党委会上讨论，以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个别人对王校长的生活习惯有所反映，我和他促膝交谈，要求他正确对待群众意见，多做自我批评，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我在群众中宣传校长治校有方、经验丰富、学识渊博，能够将有关苏军正规化、现代化的第一手俄文资料直接翻译过来传授给大家等。我们要识大局、讲团结，对这样宝贵的专家应以爱护为主。校长威信树立起来，教学工作开展得更顺利。
1956年9月，防空军领导机关和高级防校举办了《防空兵器装备展览会》。我校送展了一批自己研制与改进的教学模型、示教板、工具、设备和技术改革创新项目。好几位元帅参观了展览，对我校的工作予以高度评价，并就学校的建设及今后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校党委认真分析了全校人员的思想和组织状况。认为干部、教员来自四面八方，工作任务重、头绪多、条件差，要在短时间内做好各项准备，保证按时开学，就必须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充分调动起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决心继承与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且要在一开始就把步子迈正。
在谈到如何建设好由多兵种组成的现代防空部队时，他强调说：关键是要培养干部，而培养好干部的中心是办好学校。因此军委下决心选调优秀领导干部创办学校。这些话是彭总、刘总讲的，也是军委的精神。
营区建设上提倡大搞绿化、美化工作。发动群众种花、修马路、平操场、建训练场、挖鱼溏，创造了一个安静、整洁、优美的教学环境。
“集中一切力量保证各项教育的顺利实施，以最大的努力切实保证教学质量”是校党委对全校人员提出的总要求。学校办得好不好，最终要看培养出来的学员质量如何。学校要对部队负责，也要对学员负责。
在教学方法上，我们提倡充分利用实物模型，开展直观教育。尽量把抽象问题具体化，复杂问题简明化，以适应学员的实际水平。同时鼓励教学人员进行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努力提高教员的教学技能。要求教员提高备课质量，精心组织观摩教学课、示范课，领导干部要亲自听课查课，进行讲评。
我们还要求校、部、系的领导干部亲自给学员上课。王智涛校长、宁贤文副校长、梁军训练部长都曾给高级班学员讲过集团进攻、军进攻和战役法课。我和张卓之主任也给政治系的学员讲过课。
罗荣桓元帅在参观时，亲切的勉励我校的干部、教员要又红又专，不能偏废。他说：“红”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远大理想，并为之而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专”就是要努力钻研战术技术，精益求精。韩愈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也是这个意思。韩愈也是大学校长嘛！
1956年6月下旬，第一期学员训练全部结束。防空军成立了以谭家述为主任的考试委员会，对学员的训练质量进行了严格的考核。参加考试的351名学员全部合格（其中全部课程平均成绩4分以上的占总数的52.8%）。他们分到部队后，绝大多数成了领导骨干。
营建过程中，全校员工怀着创业者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始没有现成的营房，所有干部、战士、职工及家属，分散在附近十来个村庄老乡的房子里吃、住、办公。负责营建工作的同志，自己动手搭草棚，垒锅台，吃住在工地。开大会就在露天，办事情就得步行。到市里联系工作要走几里到清河镇乘公共汽车。虽条件简陋，生活艰苦，但大家没有怨言，一心扑在工作上。特别是广大干部和党员接受任务不讲价钱，苦活累活干在前。
一天，彭德怀着便衣突然来到学校，我接电话后立即赶去。他仔细观看了展览，又巡视了炮场和教室，边看边问。当听了教员讲解武器装备构造及其性能后高兴地说：现在讲课，有图表模型、有分解的实物，能边讲边操作，印象就深了，这种方法适合干部。参观结束后，彭总还对我校担任展览解说的教员、干部提出了殷切的期望。他说：现在跟过去大不相同了，你们有文化、有技术，在短时间内，搞出这些东西来，成绩显著，大有希望。但与先进国家比，还有很大差距，要继续努力。部队的发展要靠你们。老一代只能起桥梁作用，他们把桥梁架了起来，今后的路还很长，希望在你们身上。
教学管理是学习苏联的有关做法，并结合我们的实践不断充实完善的。经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健全了教学计划、组织实施、检查考核等一系列适合我们自己情况的教学制度。
在干部教员中，我们提倡相互学习，能者为师，取长补短。利用各种机会反复阐述“一加一等于二”、“一减一等于零”的道理，要求大家自觉维护团结、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劲，为建设学校、办好学校作出贡献。
在学校的正规化建设中，我们十分强调领导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身教更甚于言教。校、部、系的领导一律出早操，参加队列训练；亲自带队进行校园检阅。王智涛校长抓得很紧，要求很严，处处以身作则。每天清晨，我和他经常提前到场，检查各单位的操练情况；学员进教室、上饭堂，我们也常站在路口检查并纠正行进动作和纪律。第一期高级班学员刘鹏曾举止不合条例要求，就被当即纠正过。若在地上发现一个烟头、一片纸屑，我们也要对有关人员进行批评教育。
早在1953年初，防空部队首长就提出了筹建高级防校的设想。防空部队党委在《防空部队学校五年（五二一五六）干部培养计划》中提出“在建设防校和炮校以后，应尽快建立高级防空学校，形成防空部队现有各兵种之初、中、高级指挥干部的学校培养体系。”1月10日，该计划上报中央军委后，仅隔一周，即1953年1月23日，毛泽东即批示“同意”。同年6月15日，军委命令将桂林原第二十四步兵学校领导机构划归军委防司，将其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高级防空学校”。
建设高级防校的任务非常紧迫，当时虽然确定以原第二十四步校的机构改建为高级防校，但由于需要另选校址，并且训练任务，对象，内容及武器装备等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不仅要新建校舍，还要充实改变原有的组织机构，补充干部及教师队伍。因此，学校建设采取了边建设、边组织机构、边进行教学准备的方针，实行统一领导、齐头并进，从而加速了学校的建设步伐。
在学员中重点是解决学习目的、树立学习信心问题。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有畏难情绪的学员普遍认识到自己肩负着组织的重托和人民的期望，了解到学习本身是一个艰苦的劳动过程，只要明确为谁学习、为什么学习，就会有决心和信心，就能坐下来、钻进去，就一定能够学好。其次提倡学员独立思考、勤于探讨，要求他们在自学的基础上，开展必要的互助。
到1955年12月，绝大部分部、系配齐了领导干部：军委防司副参谋长梁军任高级防校训练部长，西北军区干部部直属任免处处长王兴邦任干部部长，防空学校物资保证部部长刘万长任物资保证部长，防空学校技术部长王文清任技术部副部长。原二十四步校军务处长邓国彪任队列处长，原安东防司副参谋长陶继藩、郭超风分别任战术系主任和雷达系主任，高炮团副团长曹来杰任火炮仪器系副主任，高炮学校训练部副部长王荆耀任射击系主任，探照灯团团长符志行任探照灯系副主任，东北防空对空情报副参谋长张侠任对空勤务系副主任，东北防司教导大队副大队长孙虎任电工无线电系主任，原二十四步校训练部副部长兼政治教育系主任戴北星任政治系主任。
此外，还要求学员班组的领导要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和行政管理工作，使学员保持高昂的学习热情，并要注意帮助学员改进学习方法。在第一期学员训练中，先后召开了教员、学员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交流教学经验；表彰了一批好教员和好学员；宣传、推广了教员李天佑的教学法和学员曹德田的学习方法。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及时采取适当措施，教学质量得到了逐步提高。
通过集训，统一了教学思想，明确了训练任务、内容和要求；分清了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及相互关系；初步掌握了组织与实施教学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同时，还拟定了教学实施计划，建立了各种教学制度，编写了开学后一段时间内所需的教案、讲义和作业指导法927篇；制作了图表922张及模型、示教板425件；布置了专业教室27个，并完成了一部分教练场的设备工程任务。各系还大力抓了教员的备课和试教练讲活动。
1955年4月1日防空军高级防校迎来了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上，防空军副司令员成钧代表防空军党委向学校授予了兵团级军旗。他在讲话中指出，高级防校是防空部队建设中的“重工业”，是防空部队的“鞍钢”。高级防校要在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上成为防空军院校的表率、防空部队的榜样。一定要培养出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人民、具有高度军事和政治素养，善于组织指挥防空部队诸兵种协调作战的中、高级指挥员。
在学校动工建设的同时，防空部队领导机关和学校着手各级干部和各类教员的选配与训练工作。根据军委颁发的编制，学校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物资保证部、技术部、队列处、财务科，并直辖5个学员班和1个练习营。其中训练部下设教务处、教材处、翻译科、政治系、战术系、探照灯系、电工无线电系、火炮仪器系、射击系、雷达系、对空勤务系、汽车和电源站系、体育训练科等。
经过8个月的奋战，到54年底，建成11幢教室、特种教室、宿舍、办公楼等，峻工面积达2.1万平方米，为顺利开学创造了基本条件。
在营建中，我们还十分注意尊重地方干部，遵守地方政府法规，开展驻地附近的群众工作。经常为他们演戏、放电影，做到“三净一满”，即街道净、院子净、住房净、水缸满。农忙时帮助收割、播种、储运等。此外还注意与施工单位搞好团结协作。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实现第一期开学，仅是第一步。要办好学校，培养出合格学员，就必须把学校领导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转到教学上来。在当时的情况下，要真正贯彻落实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并非易事。有的认为“什么中心不中心，还不是各搞一套”；有的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保证别人”的，感到低人一等；也有认为“以教学为中心就是以我为中心”，“以某个部门为中心”，自恃特殊。
军委规定高级防校的训练任务主要是培养与深造高射炮兵，对空勤务（雷达、地面监视部队），探照灯兵的营、团指挥干部和营以上干部，并轮训防空部队营以上的指挥干部。学员定额为400名，其中高级班（师以上干部）25名，高炮班200名，对空勤务班175名（其中雷达50名，地面监视25名，探照灯班25名，政治班75名）。学制定为一年。计划在5年内将防空部队在编的营以上指挥干部普遍轮训一遍，尽快改变当时防空部队相当一部分中、高级干部不懂防空业务，不会指挥、训练部队，甚至贻误战机的状况，推动防空部队及机关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建设。
接到命令后，我把炮校工作进行了安排和移交，即赶赴北京，到军委防空司令部报到。防空司令员周士弟是我的老首长。1936年红军东征时，他任十五军团参谋长，我是该军团所属的八十一师的政治部主任，1952年我到上海高射炮兵学校任职时，也是由他亲自交待任务。此次见面周司令非常热情，谈话内容也很广泛。他首先询问了炮校的建设和教学情况。听后点头表示满意。他说：过去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夺取政权，靠的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全国胜利了，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政权，保卫胜利果实，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必须建设技术兵种，掌握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特别是朝鲜战争的经验，建设、发展防空部队刻不容缓。我们现在的防空部队和指挥机构都是新建设起来的，它担负着保卫国家大、中城市和重要目标的空中安全的任务。是现代化主体战争中积极防御的主要力量。
第一阶段自1954年6月至10月，在校部领导尚未全部到职的情况下，由军委防司军校处梁家珍副处长领导，组织机关的参谋人员和学校的10名教员，在苏联顾问具体帮助下，拟定训练大纲；并组织有关人员学习和了解具体的训练任务及要求；编制教学设备所需预算；并先后派出多批人员，分赴各军区防司和部队，收集、购置了大批教学设备和器材。
此前，防空司令部军校处曾组织部分同志到解放军后勤学校、坦克学校、高炮技术学校等兄弟院校参观学习；还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研究营建的总体方案和设计图纸，并广泛征求意见。1954年2月，专门成立了工地办公室，以协助总后勤部工程公司监督质量和进度。3月，开始征购土地工作。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购地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在一个多月里，先后5次完成了勘探、丈量、定桩、审批等繁重任务。共购地470多亩。1954年4月中旬破土动工。
训练总监部和总政治部批准学校的领导干部分别为四级、五级或六级兼职教员。我们亲自带课，就深切地体会到上好一堂课的确不容易，也加深了对教员工作特点、规律的认识，加速了自身由外行变内行的进程。学校领导干部亲自代课密切了上下级关系，有助于了解学员情况，便于摸索教学规律，真正取得领导教学的发言权。
第一期学员曾长期生活在战争环境，刚入学时，在教室里坐一天板凳就觉得比过去行军打仗走80里路还要累。学习中感到课程多、难度大、时间少、学不会。而有些教员对这批学员的特点不熟悉，又不去研究，故教学方法不适当。尽管教学双方都很努力，成绩却不够理想。有的学员产生了畏难情绪，不安心学习。我们立即组织力量深入下去，分别召开学员、教员和教学行政干部座谈会，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找准症结，采取措施。
1953年7月，由宁贤文带领步校少数干部由桂林赴北京。8月，在军委防司直接领导下，于北海后门桥拐胡同，成立了驻京办事处，开始着手选择校址和营房筹建工作，为时几个月。经多次到现场察看研究，新建校舍定在清河镇以北西二旗与西三旗之间。此处远离市区，安静幽雅，四周开阔，交通水电都较易解决，有发展余地。1953年12月报军委批准后，留桂林的人员于1954年2月和5月分两批赴京。这时一部分从防空部队、机关、学校选调的干部也陆续报到，建校工作逐步全面展开。
我们始终十分重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号召各级党员干部和党员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而我们党委总是首先做出榜样，从而带动了广大群众以饱满的革命热情顺利完成各项任务。
严格的训练和要求，促进了养成教育，形成了自觉遵守各种条例条令的优良校风。校内营区整洁、秩序井然、军容严整、军纪严格，有力的推动了军校的各项工作，并得到军内外人士的广泛好评。到校内参观学习的络驿不断。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曾突然来校参观《防空兵器装备展览》，门卫认真查明其身份后才放行。事后，他对政治部主任张卓之说，你们真是军纪严明，犹如汉朝周亚夫将军的“细柳营”啊！
第二阶段自1954年11月至开学前，主要采取教学法集训的形式。集训队由陶继藩任队长，王荆耀任副队长，李衍任指导员。以处或科、系、课程为单位编组，采取集中听报告，分组进行各自的专业或业务学习和教学准备的方法。集训期间，防空部队谭家述司令员向学校排以上干部、教员做了《目前形势与高级防校建校方针、任务》的报告。学校举办了有关苏联军事教育学原理、教学组织与实施，以及教学制度等方面14个专题报告。
12月我到校时，四周空旷的田野上幢幢新建的校舍已拔地而起。
原二十四步校来京的干部教员，绝大部分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军政素质好，而且有丰富的办校经验，但普遍不懂防空业务技术，还有不少同志文化较低。符合要求的教员缺额较大，特别缺少教员领导干部和防空专业技术教员。
1957年5月上级作出“空防合并”的决定。对此我个人认为，从历史上看，欠长远考虑。根据当时情况，空军歼击机数量有限，军费开支中一时不可能将防空军装备齐全，只能逐步装备，不断完善。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防空部队从低空到高空，需配备小高炮、中高炮、高高炮、地对空导弹、歼击机、直升机、雷达、探照灯、通讯等，以形成严密的防空体系，利于诸兵种的协同作战。“空防合并”就意味着众多兵种的协同作战要统一归空军体系指挥，在未来战争中是否会出现鞭长莫及之势？
我在高级防校工作近5年，对学校充满了感情。由于工作需要，我的办学生涯只得告一段落。但我此生以自己能为我军输送人才而尽力深感自豪。
1955年1月，经防空部队党委报总政治部批准，正式成立了高级防空学校党委，由李赤然、王智涛、宁贤文、梁军、刘万长、邓国彪6人组成。我任书记，王智涛、宁贤文、梁军和我为常委。1955年2月，调重庆西南军区政治干校训练部长张卓之任政治部主任，后军委增补他为校党委委员、常委。
我表示建高级防校担子很重，自己的知识和经验还不够，我会随时请示领导，得到苏联顾问的指导帮助，会和王智涛校长团结共事，会虚心向他学习。我要边干边学，依靠群众，大家齐心协力就一定会把学校办好。
我们结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深入进行了献身国防现代化、热爱防空事业的教育，使全校员工认清国内外形势和建设好高级防校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结合贯彻党的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使大家明确搞好团结是战胜困难，完成各项任务的根本保证。
军委和防空部队党委对高级防校的营建始终非常重视。当时国家正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财力并不富裕，却一次就拨营建费484亿元（旧币）。
在这期间，领导机关还先后给学校调来教学所需的兵器装备，仅高炮就有100毫米的8门；85毫米的9门；57毫米的6门。还有探照灯6部，各型指挥仪6台，以及有线无线通讯设备等。
1956年3月，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率领工作组对高级防校的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充分肯定了学校建设和教学工作的成绩，并中肯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教学准备牵涉到各个方面，是一件复杂而细致的工作。能否如期完成任务，是保证顺利开学的决定因素。首先面临的是师资队伍问题。原二十四步校留下来的干部教员，不懂防空业务技术；从防空部队、机关调来的一批干部，熟悉专业，但缺乏办正规学校的经验；从防校炮校调来的干部教员，虽有一定的办学经验，可是缺乏培养中、高级指挥员的知识。再就是时间紧迫。虽于1954年6月已正式成立了训练部，但部长还没有任命；一些系的领导干部和教员，从1954年8月开始才从各地陆续调来。因此要在半年多时间里完成开学前的一切准备工作是十分艰巨的。幸亏有上级领导和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这段工作令人紧张而难忘。当时学校教室和礼堂尚未建好，教、职员就在室外上课、听报告和学习讨论；办公桌椅不够，大家就在小马扎上备课写教案。很多人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有的甚至好几个月没有进过北京城。经过团结一致、艰苦奋战，终于能够开学了。
随着我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和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央军委及时提出了在全军开展正规训练和建设正规军校的方针。并强调指出，训练工作是全军的中心任务，培养好干部的途径是办学校。从而进一步明确了学校工作在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为了适应防空部队发展的迫切需要，在成立了防空学校和高射炮学校之后，军委又决定成立高级防空学校，以逐步健全通过学校培养干部的体制。为此，1954年12月，军委决定调我到正在建设中的高级防空学校任政治委员。
“空防合并”后，学校的训练任务虽几经变化，但始终坚持了继承和发扬“抗大”的优良传统，贯彻勤俭办校、严格治校的方针；坚持了探索求实的学风；建立了一支忠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干部、教员队伍；造就了一批治军的有用人才，为防空军和空军的建设作出了贡献。
我们对学校干部、教员的家属和子女也提出了要求。成立了家属委员会，由翟平主任负责组织家属和子女开展了建设校园、美化校园、爱护校园的活动。干部、教员配合家委会，共同管好自己的家属和子女，形成了良好的风气，出现了许多动人事迹。《解放军报》对此专门进行过报导。学校办公楼的北面有一片桃园，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大水蜜桃掉到地上，小朋友捡到会自觉的上交到学校物资保证部。翟平的侄子从苏联留学回来，见到满园成熟的桃子就顺手摘了一个，她最小的孩子当时只有3岁多，见到了就忙问：妈妈，怎么办？可见爱护一草一木的思想在幼小孩子的心灵里都扎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