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来，不论是悲观论还是乐观论，都不应该存在。关于宇宙存在的理由，乐观论正在试图证明为了让人类乐观，而悲观论一向主张是为了让人类悲观。其实，无论宇宙之所以存在是为了让人类乐观还是悲观，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悲观论和乐观论，选择信仰哪一个，和理性无关，因为这是一个气质的问题。
在哲学家当中，叔本华（1788—1860年）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众不同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其他所有的哲学家几乎都是乐观主义者，而叔本华却是个悲观主义者。与康德、黑格尔相比，他不属于“学院派人士”，但又不是完全在“学院派传统”之外。
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并不是始终向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期间还导向了另一种发展。叔本华说，宇宙的意志是邪恶的，进而又说意志都是邪恶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意志都是人类无穷无尽的苦难的源泉。苦难是所有生命里的必需品，因此这种苦难还会随着知识的增长相应地加深。对于意志来说，它永远也不会满足，能够令它满意的目的永远都不会出现。尽管生命总会被死亡打败，但只要生命还在，我们就仍然要坚持追求，即使目的是毫无意义的也不放弃。如果人的愿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痛苦；可是愿望一旦被满足了，人又会变得贪得无厌，这样说来，世界上就根本没有幸福可言。即使在本义上讲轮回说都是假的，但它还是借助神话成了真理，因此自杀也没有用了。
1788年，叔本华生于德国但泽自由市的一个商业望族。在他父亲的眼里，英国是自由理智之地，因为他信仰伏尔泰主义。同样，他也痛恨普鲁士总是侵扰但泽的独立。1793年，普鲁士吞并了但泽，叔本华一家迁到了汉堡。1803年，15岁的叔本华到一所英国寄宿制学校念书。两年后，他回到汉堡，做了商店职员。然而，在内心深处，他还是向往过上文人学者那样的生活。后来，他的父亲死了，母亲准备送他回学校接受教育。1809年，叔本华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在这段时间，他接触到了康德的哲学。1811年，他又到柏林大学学习科学。8年后，他在柏林大学当了无俸讲师。后来，他独自一人居住在德累斯顿。
叔本华一点儿都不喜欢基督教，反而喜欢印度教和佛教。他修养深厚，除了哲学之外，对艺术和伦理也很有兴趣。在他身上看不到国家主义的影子，反而倒是有一点国际主义的味道，也许，他像熟悉自己国家的作家那样熟悉英国和法国的作家就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许多哲学都有强调意志的特征，这其实就是由他开始的。不过，对他而言，在形而上学上，“意志”虽然是基本的东西，但在伦理学上却是罪恶的东西。这种对立，只有在他这样的悲观主义者身上才可能存在。
构成诸多现象背后的意志并不是许多不同的欲望随意组合起来的。按照康德的说法，时间和空间都是现象，叔本华也这样认为，所以物体就不会在空间或时间里了。如果接受“意志是实在的”这种说法，那么，首先，意志必定不能有时间；其次，单独的意志动作也不能构成实在的意志。空间和时间是个体化原则的来源，因此，只有一个没有时间性质的意志。
尽管与悲观论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但意志第一学说确实比悲观论更重要。在叔本华之后，很多主张这种学说的人甚至从中提取到了乐观论的基础。后来，意志第一学说在哲学界盛行，竟然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意志的地位上升多少，知识的地位就相应地下降多少。以我之见，这是哲学气质在我们这个时代起的最明显的变化，叔本华是第一个以纯粹的形式宣布这一变化的人。就凭这一点贡献，尽管他的哲学有互相矛盾和浮浅粗简的缺点，但在历史进程中还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
叔本华的哲学体系源自康德，算是康德哲学体系的改制品。他主张，被知觉作用当做身体的其实是意志。尽管大部分康德学派的成员不认为叔本华的这种见解是康德思想发展后的产物，但事实上确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康德的确有“道德规范可以引领我们到达现象背后，然后呈现给我们感官知觉所不能呈现的知识”的观点。同时，康德也认为道德规范和意志有密切的联系。
1818年年终，叔本华发表了《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一书，这是他的主要著作之一，在他自己看来，这本书确实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令人感到难过的是，根本就没有人注意到他的这本书。直到第二版面世多年之后，他才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一些关注与赏识。
与神秘主义相比，至少在实践方面叔本华能和他们达到完全一致。基督教正统信仰中也有好东西，比如奥古斯丁和路德为反对庸俗的裴拉鸠斯的教义而提出的原罪说就值得注意。但是，《福音书》却太缺少形而上学了。在所有的事情上，善良之人都会专注于控制自己的意志，不过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不同；西方的神秘主义者的目的并不是追求积极的善，而是为了达到与神的和谐。
关于叔本华，有件事从历史的角度讲很重要，就是他提出悲观论和意志胜过知识的观点。自从他提出悲观论以来，人们解释或研究哲学就可以不用相信一切恶了。也就是说，他的悲观论是一种有用的解毒剂。
青年时期的叔本华
叔本华哲学的三个来源分别是康德、柏拉图和优婆尼沙昙。但我的意见是，柏拉图对他的影响并没有他以为的那样多。他崇尚和平，蔑视胜利；崇尚无为而治，忽视改革的作用。他的这些特征，和希腊时代有种气质上的亲缘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