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还有这样一个观点：大多数的文明人是不择手段的利己主义者。他说，如果有人打算建立一个共和国，那么，他会发现，把共和国建立在农民中间，要比建立在城市容易得多，因为城市可能已经变质了。即使是利己主义者，他的最明智的方针也要随他统治的民众来决定。因此，相比于依靠没有道德观念的民众，政治家在依靠有道德的民众时，行为要好得多。尽管伪善之心总能取得一定的成功，但适当的制度可以缩小这种成功的程度。
在《君主论》一书里，马基雅维利否定了公认的一般道德，认为君主必须像狐狸一样狡猾，像狮子一样凶猛，如果太善良是要灭亡的。书中还说，有时候君主必须不守信用，只有在守信用有好处时才能守信用。
马基雅维利是佛罗伦萨人，1498年他担任了当地政府一个很不起眼的职务，但经常履行重要的外交使命。14年后，由于和美第奇家族为敌，马基雅维利被捕，后来被准许在佛罗伦萨的乡下隐居。从那时起，马基雅维利开始著书立说。一年后，他写出了《君主论》，这是一部旨在讨得美第奇家族欢心的著作。与此同时，他还写出了带有显著的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色彩的《论李维》。然而，《君主论》并没能帮助马基雅维利博得美第奇家族的欢心，他只得继续隐居著述，一直到文艺复兴运动寿终正寝的那一年才死去。
马基雅维利指责当时的教会以自己的丑恶行径损害了宗教的威信，还指责教皇对俗世的权利和政策阻碍意大利实现统一。他不以基督教教义或《圣经》作为他发表政治意见的依据，他认为，权力属于有手段得到它的人。同样，马基雅维利发现，与专制政治相比，平民政治相对仁慈、民主和平稳，于是他才爱好平民政治。
说到底，不论是什么政治目的，各种力量都是不可缺少的。但这个事实被“邪不压正”或“邪不久矣”的口号掩盖住了。即便正义的一方获胜，也是因为力量占优。众所周知，力量依靠舆论，舆论凭借宣传，在宣传上比敌人显得更有道德是表面上的优势，显得有道德的方法是真的有道德。因此，胜利其实往往掌握在公众认为最有道德的一方。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不仅是宗教改革成功的重要原因，也是十一至十三世纪教会权力不断增强的重要原因。然而，有些时代很混乱，赤裸裸的无赖行径屡屡得手。这种时代人们往往受“人性为己观”支配，无论什么事情，只要觉得划算就能接受。于是，马基雅维利说，生活在这种时代，要时刻摆出一副很有道德的姿态。
《论李维》对教皇权力的论述特点是详尽和真诚。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在道德上将历史人物分为七级，其中，级别最高的是宗教的创始人，其次是国家的奠定者，再次是知识分子。这三个级别的人是“好人”。而宗教破坏分子、国家的颠覆者、不尊重道德和知识的人都是“坏人”。这样一来，包括凯撒在内的建立专制政权的人都是“坏人”，而杀死恺撒的布鲁图斯则是“好人”。
在政治方面的好事里，民族独立、安全和有序的政治结构这三样是最重要的。在君主、贵族和平民之间按实际力量的大小分配权利是最好的政治结构，这种结构之下的革命最难以成功，国家也因此最接近于稳定。为国家的稳定而给予平民一定的权利是明智之举。
身着佛罗伦萨政府官袍的尼可罗·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曾任佛罗伦萨共和国第二国务厅的长官，并同时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事务
以下是马基雅维利本人已经明言或尚未明言的一些意见。
《论李维》的语调与《君主论》大不相同，很多章节貌似出自孟德斯鸠之手，大部分内容会赢得十八世纪的自由主义者的赞许。书中阐述了“制约与均衡说”，认为只有在宪法中体现了君主、贵族和平民三者的利益，那么他们才会彼此互相制约。
文艺复兴没有产生重要的理论哲学家，却在政治哲学领域造就了一位卓越人物，他就是马基雅维利（1469—1527年）。
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普遍赞叹利用高超的手段赢得声誉的行为，尤其在马基雅维利时代的意大利，这种赞叹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尽管崇尚手段和希望意大利统一这两件事并存于马基雅维利心中，但它们并未合二为一。马基雅维利认为，承担祖国统一大业是出于对权势和名望的热爱之心。
由于城邦时代的政治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新柏拉图主义者、经院哲学家等人只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有兴趣，并没有留意他们的政治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城邦制与之并起，人文主义者便对共和时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政治主张兴趣大增，对“自由”的偏爱和“制约与均衡说”由古代传到文艺复兴时代，又传到近代。马基雅维利对这方面的继承与他的“不道德的主义”同样重要。
不论是何目的，在选取手段时，都不应考虑它的善恶，就算目的是善意的，也可以用恶意的手段实行。假如用坏人的成功去研究“成功学”，实际上应该比用好人的成功去研究更好。一旦建立起“成功学”，好人或坏人都将受益，因为参与政治的好人和坏人一样渴望成功。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哲学，并不谈论目的是善意的还是邪恶的这一问题，只说明为达到目的应该采用的手段。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这种思想上的诚实在其他任何时代和国家都是可能性很小的事。由于当代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都是凭借与文艺复兴时期在意大利使用过的卑鄙手法一样的方法取得的，因此，也许我们这代人会比较欣赏马基雅维利。
不过，我们不妨这样主张：即使在过去的一段时期，进化论的社会观是合于实情的，但至少今天它已经不能适用。我们必须为现在和未来另换一个可以称为“机械论”的概念。现在，俄国和德国创造出的新的社会就好像神话人物莱库格斯创造斯巴达一样。古代的统治者是仁慈的神话，而现代的统治者却是恐怖的现实。与过去的世界相比，现在的世界更接近于马基雅维利的世界了，谁企图驳倒马基雅维利的哲学思想，就必须进行一场超过十九世纪也必须要进行的深思。
和大部分古代人一样，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在某个方面显得肤浅。他脑子里都是莱库格斯和梭伦这些人的主张，他们不考虑社会的实情，就想创立一个完整的社会。把社会视为有机生长体，而且政治家仅能起有限影响是近代的社会概念，这不见于柏拉图的思想，也不见于马基雅维利的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