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统治者是富人且不考虑穷人利益时便是寡头政府，而当穷人有权利，但是不考虑富人利益时便是民主政府。
君主制好于贵族制，贵族制又好于共和制；民主制好于寡头制，寡头制又好于僭主制。这样，亚里士多德变相地赞扬了民主制。
亚里士多德对于公民的定义也非常有意思，他认为公民不应该从商，也不应该当农民。因为公民必须要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思考。应该耕种的是奴隶。北方人蛮横，南方人聪慧，所以北方人应该做奴隶。希腊人智勇双全，团结起来的话足以统治全世界。
正文之前的开场白结束后，进入正题。一开始，他就点明了国家的重要性：国家是最高层的集体，国家存在的目的是至善。夫妻组建家庭，家庭结合为乡，乡结合为国家。人、家庭、国家中，国家性质最优，因为全体优于部分。例如，手被砍下来就不能称为手了，因为它失去了手的功能，只有依附于身体上才能发挥作用。同样，人脱离了国家也不能成事。他还认为人是最坏的动物，有了法律才得以纠正，国家是法律存在的根本。建立国家不仅仅是为了聚在一起生活，更重要的是追求善。
贸易方面的讨论引发了争议。事物都有正反两面，例如，鞋子用来穿是正当的，用来卖钱则是不正当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应该顺应自然，贸易也不例外。交换地产、房产被认为是自然的，其余生意都是不自然的，因为它们不可控。高利贷是最不自然的，因为钱的用途是交换，而高利贷的那种钱生钱则违背了钱的自然用途。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反映了当时人们的集体偏见，但是重要性却非同一般，是此后至中世纪末许多规范制度的来源。这些政治学说对当代影响甚微，但是能很好地去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况。他在这些学说中很少提到国外的政治制度，有也只是顺口提及一下，甚至连亚历山大的帝国也没有提及。他完全沉浸在城邦制当中，并没有意识到城邦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将成为历史。希腊境内有众多城邦，这也为他的研究提供了实验基地。
政府的好坏体现在它是为了谁的利益，若是为了全体利益则是好政府，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则是坏政府。好政府有三种：君主制、贵族制、共和制；坏政府也有三种：僭主制、寡头制、民主制。他认为，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是决定政府好坏的关键。贵族有德，而寡头有钱，有钱不一定有德。按照德行中庸说，他认为最有德的人，同时还需要有适量的资产，才能成为最幸福、最善的人。民主制与共和制的区别就在于，共和制中有寡头制的成分。而君主制与僭主制只存在伦理上的差别。
既然不赞成扩张，那一个城邦的面积多大才算是合理呢？他认为国家太大则无法管理，能满足自己需求，公民间互相认识以保证诉讼和选举的公正，这样即可。
社会的不平等，归根结底是收入的不平等。寡头制的拥护者便坚信财富与德行是成正比的，财富越多德行越多，财富越少德行越少。他们的例子是真正正直的人不可能去乞讨。亚里士多德认为善人的收入应该是适量的，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些观点都是谬论的。
高利贷的定义古今有所不同，现在是指高利息贷款，古时候则指一切收利息的贷款。从古希腊一直到今天，有一部分人扮演债务人的角色，有一部分人扮演债权人的角色。每一部分人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债权人赞成收利息，而债务人则反对。一般而言，地主都是债务人，商人则是债权人。亚里士多德代表的贵族阶级，以及后来教会的资产主要是土地，所以他们反对收利息；犹太人为代表的商人的主要资产便是资金，所以他们赞成收利息。
R. H. 托尼在《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时候，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
亚里士多德一直说地位有高低之分是天经地义的，那么地位不同的人能否平等参政呢？有人认为可以，他则反对。
雅典第一位僭主庇西特拉图。僭主是指通过不合法手段篡夺政权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人，他普遍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各城邦。僭主在位期间，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统治地位，一般都专制独裁，同时实行鼓励工商业发展和奖掖文化的政策。像庇西特拉图统治期间，一方面削弱氏族贵族的权力，一方面提高工商业者和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事雅典变得更加繁荣强盛。亚里士多德也曾说：“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有如黄金时代”
亚里士多德曾经拿出很大篇幅讨论革命。当时的革命主要是寡头制与民主制的冲突，民主制代表人人平等的理想，寡头制代表有才能的人享有更多权利的现实。两边代表了两种正义，寡头制精力更旺盛，比民主制更容易掀起革命。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能太大，这是错误的。国家若是太小就不能在战争中保护自己。国家的大小应该取决于自我保护能力和工业技术。亚里士多德推崇的城邦制，根本不能抵御敌人的进攻。今天一个小城邦想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真正的独立需要具备击败一切敌人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所说的集体主义，会导致人懒惰。相对来说，私有制更好一些。如果私心太重也是不行的，这就需要号召人们要有同情心和学会慷慨。甘于奉献的前提必须是私有制。
教育应该造就什么样的人呢？亚里士多德认为是德才兼备的人。这种人不会存在于普通人中，而是存在于条件优越的贵族中。雅典的伯利克里统治时代这种人很多，后来他们被没有文化的人打败，再之后这些贵族便用一切下流手段迫害对方，以保全富人阶级。苏格拉底之后，雅典仍旧是文化中心，而政权则落到野蛮的军人政权手中。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其中罗马帝国时期尤甚。
亚里士多德还讽刺了僭主制。他认为要想维持这种制度就必须使出一切卑鄙手段对付百姓，或者让全民信仰并沉迷于一种宗教，这些方法被历史证明无一奏效。
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批评民主制，当时的民主与现在含义不同。民主选举行政官的方式是抽签，法庭成员也是抽签选出的公民，公民大会高于法律。因此公民很容易被误导作出错误决定。
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不应该追求对外扩张，因为那不是国家的目的。但是征讨野蛮人是可以的。希腊人之间不应该征战，因为希腊人不是野蛮人，也不应该是奴隶。尽管战争有时是达到和平的手段，但是国家的目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
亚里士多德教授亚历山大大帝知识。公元前341年至公元前335间，亚里士多德担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对亚历山大大帝进行道德、政治、哲学教育，对亚历山大大帝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作用
正文之前亚里士多德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最佳的受孕时间应该是冬天刮北风的时候；下流的话会引导人做下流的事情，因此不能说下流的话；太早结婚的话，容易生下体弱多病的女儿，妻子变得淫荡，自己停止发育；最佳结婚年龄应该是女子十八岁，男子三十七岁。
随着雅典的伯利克里时代的结束，有文化的富人阶级开始与穷人对抗，对抗过程中前者变得越来越与后者相似，没有文化可言。加之后来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的普及，古时候那种有文化的富人阶级逐渐消失了。
国家是由家庭组成的，要讨论国家就先要讨论家庭。当时奴隶是家庭的一部分，家庭中的主要关系便是夫妻、父子、主奴。当时主奴的地位差别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奴隶生来就是奴隶。并且，奴隶不能是希腊人，必须是外族人。当时还可以将战俘作为奴隶，战争总是被奴役的人发动的，任何不甘心被奴役的人发动战争总被看做是正义的，没有人认为自己天生就该被奴役，那究竟谁该被奴役呢？战争结果被看做是上天的旨意。于是，胜利一方便是主人，失败一方便是奴隶。
《政治学》在最后部分中讨论的是教育，这种教育只面向公民的孩子，奴隶们则是学习技术。制度不同，教育则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假设制度给每一个公民以平等的权利。孩子们学习各种知识，也有很多禁忌；比如，不许学做生意，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不能达到专业标准；可以学习绘画、音乐，目的是为了欣赏美，而不是表现自己。总之，教育的目的是有“德行”，而不是有用。
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认为很糟糕。他反对柏拉图将家庭取消，大家一起过集体主义生活。柏拉图觉得让孩子不知道谁是自己的父母，便会像对待父母般对待任何人。反之父母也一样。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共同的爱便是共同的忽视，对每一个人都好，其实便是对每一个人都不好。他还反对集体主义，我也赞成这一点，我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消除家庭，过集体主义生活使得整个国家看上去更像是僧院，只不过不用单身。
之后随着教会人员开始经商，哲学家以学校工资为收入，摆脱了与土地的关系，所以关于高利贷的争论现已经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