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问题是一个关于同情心的问题。从看到别人的痛苦自己就会不快乐的角度讲，同情心应该是天生的。但是，同情心的发展会给不同的人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人以给别人施加痛苦为乐，有些人却认为只要有人还在忍受痛苦，他就不能快乐。在感情上，大多数人把别人划分成敌和友，然后对朋友抱以同情心，对敌人却没有同情心。类似于基督教或佛教伦理的伦理观与尼采的伦理观有很大的区别，区别主要在于感情的基础不同，前者是普遍同情，后者是完全没有同情。
自古以来，圣贤分为天生的圣贤和因恐惧而成为圣贤两种。对人类有一种自发的爱的当然是天生的圣贤，这种圣贤为了让自己幸福而做好事。相反，因恐惧而成为圣贤就像因为惧怕警察而不敢偷盗的人一样，如果没有地狱之火或怕被报复心理约束，他一定会作恶多端。
尼采另一个很重要的身份是历史批评家，而且非常敏锐。意志在尼采的哲学体系里，不但在形而上学方面占有首要地位，在伦理方面也占有首要地位。
我们应该用什么看法对待尼采的学说呢？他的学说的真实性有多大？用处有多大？有客观的观点吗？还是，这些都只是一个病人的空想和幻想？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或许很难，但有一点谁也不能否认，那就是，虽然尼采一向不在职业哲学家之列，但很多有文学修养和艺术修养的人在很大程度上都受了尼采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必须得承认，与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预言相比，尼采对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要更接近于正确，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事情。因此，如果说他的学说是一种疾病，那么毫无疑问，这种疾病现在正在现代世界里流行着呢。
通常情况下的任何意义上的自我放纵的伦理思想，都与尼采的伦理思想不同。尼采信仰斯巴达式的纪律，在面对重大目标时，尼采既可以施加给别人痛苦，同时他自己也有忍受痛苦的度量。这是因为他最赞赏意志的力量。他认为，必须抵制的弱点之一是同情心。而且，他似乎也很好战，因为他曾经用带着某种狂喜的声音预言，一个世界大战的时代就要来临了。然而，他又不是崇拜国家的那种人，相反，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个人主义者，崇拜英雄。他甚至认为，一个伟人的苦难胜过整整一个民族的不幸。
然而，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只适用于现代，不适用于在贵族政治还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时代。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的大国都是贵族政府，只有埃及政府符合尼采式的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自问，我们不喜欢有悠久的成功历史的政体，却喜欢民主制，有什么充足的理由吗？在这里我们探讨的是哲学，那么，我们应该自问，我们排斥尼采维护贵族政治的伦理是否有客观根据？
下面再考察一下尼采给我们提出的伦理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伦理观应该是贵族式的，还是应该在伦理观上等同看待所有人？抱有民主的伦理思想是边沁学派的最大幸福原则，不过，也许他们也会认为，贵族式的政体更能促进普通人的幸福。但是，尼采认为，普通人的幸福不是构成善良的部分。本身具有或善或恶性质的事情只是“高贵者”的事，其他人的事就无所谓善恶了。
一身戎装的尼采。1867秋，23岁的尼采在瑙姆堡参军，服为期一年的兵役，然而一次意外的受伤，使他提前结束了军旅生涯
在肯定了他的优点以后，我们还要看到他的缺点。的确如此，他的许多东西仅仅是他自大的体现，我们不要理会便是了。在尼采的白日梦里，他的身份不是哲学教授，而是一个战士，同样的，在他看来，受他景仰的人也都是战士。以他对女人的评价为例，其实这些评价跟别的男人的评价一样，只是他对女人的感情客观化的结果。显然，他对女人的感情是恐惧的。
尼采最希望看到的是，被他视为“高贵者”的人能取代基督教圣徒的地位。然而，这些“高贵者”不是普通人，他们是有统治权的贵族，会做很多残忍的事情，也会做被大多数的普通人视为是犯罪的事，而且，他们的义务只能让与他平等的人享受。此外，“高贵者”还会保护艺术家、诗人和所有精通某种技艺的人。
由于父亲是新教牧师，因此尼采在教养方面极具宗教特色。在大学期间，尼采在古典语言学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因此在还没有取得学位之时，就接受了巴塞尔大学的邀请担任语言学教授。这是1869年的事，那时他才25岁。后来，由于健康原因，尼采在1879年被迫辞职。辞职之后的尼采先后居住在瑞士和意大利。1888年，他精神失常了，直到死时都没有治愈。尼采虽然是哲学教授，但却不算是学院哲学家，而是文艺性哲学家。尽管尼采在本体论和认识论领域没有创造任何全新的理论，但因为在伦理学方面的重要作用，他在哲学领域还是有很重要的地位。
尽管尼采批评浪漫主义者，但他的观点有许多倒是从浪漫主义者那里继承来的。与拜伦的观点一样，尼采的观点也属于贵族的无政府主义见解范畴。在这方面，他打算能兼有这两组价值：一是对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高傲等品质的喜爱；二是对哲学、文学艺术、音乐等知识的无限喜爱。尽管马基雅维利和尼采在一些方面差别很大，但一般认为，拿尼采跟马基雅维利对比是一件合理的事情。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里体现的政治哲学和尼采的政治哲学很相似，都是已经详细的完成并能在很多方面应用的哲学。尼采和马基雅维利的区别表现在，在持有讲求权力、一心反基督教的伦理观方面，尼采要比马基雅维利更坦诚和直接。
由于尼采不是崇拜国家的国家主义者，因此他对自己的祖国并没有过分的好感。他希望组成一个国际性的统治种族，全世界都要交由他们这个种族统治。这一点看似和反犹太主义者很接近，但值得庆兴，尼采不是一个明确的反犹太主义者，他只是认为，德国已经接纳了太多的犹太人，再多的话就不能同化他们了，因此他反对继续接纳犹太人。对于《圣经》的态度——他讨厌《新约》而不讨厌《旧约》，还愿意用词句赞美《旧约》。
尼采与母亲法兰齐斯卡娜·奥勒尔。在尼采5岁时父亲卡尔·路德维希就去世了，尼采在祖母、母亲及父亲两名未婚的姐姐的照顾下长大
对各派宗教和哲学的批评，都是尼采在受了伦理方面的动机的主使之后作出的。他认为，在少数贵族身上才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并因此对这些气质加以赞美。在他看来，大部分人的存在，是为了体现极少数优秀分子的优秀和优越，因此，这大部分人是没有权利要求幸福和福利的。因为抱有这种见解，当尼采提到普通人时，总是习惯性地用“粗制滥造”来形容他们。因此，即使看到了普通人受苦受难的生活，尼采也不会报以同情，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们的苦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那么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要受苦受难，这是没有商量的事情。
尼采认为，基督徒的爱是恐惧的结果，因此他谴责基督徒的爱。他说，我害怕别人伤害我，所以我让他相信我爱他。如果我能更坚强和大胆，我就会公然表示对他理所当然的蔑视。在尼采看来，人是不可能有真诚而普遍的爱的，这都是因为他自己有普遍的憎恨和恐惧。因此，他所塑造的“高贵者”是这样一幅形象：缺乏同情心、冷酷、狡猾、残忍、只关心自己的权力。其实，他赋予自己的超过别人的那种权力欲望本身就是恐惧的结果，但这一点尼采没有想到。因此，不把他当回事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没有压制别人的必要。
起初，他对瓦格纳怀有高度的景仰之情，但没敬仰多久，他就跟瓦格纳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瓦格纳的著作《帕西法尔》。尼采认为，《帕西法尔》的基督教气味太重，抗拒信念的精神也太强烈，这是不好的。在学术争论结束之后，尼采又对瓦格纳进行了人身和人格攻击，他甚至指责说瓦格纳是犹太人。不过，尽管看上去他和瓦格纳的分歧很大，但在实际上，他的一般看法与瓦格纳的著作《尼伯龙根的指环》所表达的精神依然很相像。
和反对任何不愉快但能融会贯通的伦理观的理由一样，我反对尼采的哲学是由于感情层面上的原因。我认为，普遍的爱是创立这个世界上我所希望的所有事物的原动力，但尼采却很轻视这种爱。现在，尼采的门徒们已经得意了一段时间了，但我们仍然可以抱有这样的希望：希望这段时间能很短很短，即将迅速地逝去更好。
尼采自然不是天生的圣贤，他只能想象第二种圣贤。因为在他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憎恨，因此他认为不可能有对人类自发的爱。在他的意识里，他不认为有这样一种人，这种人虽然具有大无畏的精神和强烈的自尊心，但因为没有给别人施加痛苦的愿望，所以不这样做。没有人会认为林肯的所作所为是因为他害怕下地狱，但是在尼采眼里，林肯是下贱的，远不如拿破仑伟大。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散文家。他最早开始批判现代的西方社会，但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二十世纪才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后来的生命哲学、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都广受其影响
在他的伦理思想方面，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对女人的轻蔑，二是他对基督教的批判。他痛骂女人时，简直可以用持久和不厌其烦来形容。在他的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他批评女人说：“不能跟她们谈论友情，因为她们就像猫、鸟、母牛一样。”
那么，这个“高贵者”究竟该如何定义呢？实际上，“高贵者”通常是获胜的氏族或世袭贵族；不过，通常在理论上，贵族又是获胜的氏族的后裔。尼采应该会同意我的这个定义。
在尼采思想体系里，还有一个与彻底个人主义者极力主张的反对工会的理由非常相近的观点。在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中，可能胜利者具有的正是尼采所欣赏的某些品质，但是，即使是不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只要他们能团结起来，也可能获胜。这场普通人集体与贵族的战斗就如同曾经是战斗前线的法国大革命和意识形态前线的基督教。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该反对和阻挠软弱者联合起来，否则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将会打败“高贵者”的联合。此外，还要促成“高贵者”和精英阶层的联合，完成这项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宣扬尼采哲学。
尼采认为，由于佛教和基督教都否定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差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讲，佛教和基督教都是虚无主义的宗教。不过，比起基督教来，佛教的情况要好一些，至少可被非议的地方少得多。而基督教则充满了像腐朽的粪便一样的成分，它之所以还有前进的推动力，都是由于那大部分的普通人的抗拒。提到这种反抗，就要提到它的历史：它由犹太人发起，被不讲诚信的“癫痫病人”圣保罗带进基督教。而实际上，基督教的教义是古往今来最能蛊惑人心的谎言。尼采认为，驯化人心是基督教的目的，不过这个目的是错误的。因为即使是野蛮人，也有闪光之处，一旦被驯服，这些闪光之处也就消失了。
尼采认为自己不是浪漫主义者，他认为，他的看法尽管忽略了俄耳甫斯教义的成分，但也应该属于希腊哲学。他佩服毕达哥拉斯之外的所有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在思想的亲缘关系上，他与赫拉克利特很密切。他所谓的“高贵者”非常像亚里士多德说的“雅量者”，但是，在大体上，他认为苏格拉底之后的希腊哲学家们都比不了他们的前辈。然而，他对苏格拉底也有不满，他不能接受苏格拉底的卑贱出身，因此称他为“平民”，指责他以民主的道德偏见败坏雅典的贵族青年。在尼采那里，柏拉图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被谴责是因为热衷于教化别人。然而，更令柏拉图难堪的是，尼采似乎不是很乐意谴责他，最多只是把他说成“了不起的卡留斯特罗”。
不过，虽然他总是以轻蔑和痛斥的态度批评女人，却并是特别凶狠。不过，当女人被有大丈夫气概的男人管得老老实实时，她们身上才具备一些美质；一旦她们得到任何独立的权力或地位，那么简直就不能容忍了。在《善恶的彼岸》一文里，尼采又说，人们都应该像东方人学习，把女人当做财产。需要注意的是，他轻蔑女人的观点，在他看来都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然而，这些观点在历史上没有证据加以证明，在他个人身上也没有经验进行印证。事实是，尼采对女人的经验差不多只限于他妹妹一个人。
尼采（1844—1900年）认为自己是叔本华的后继者，其实，在许多地方他都超过了叔本华，尤其是在思想的连贯性和条理性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