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这可一点不容易！”
他在小姐面前鞠一躬，向排成方框形的桌子走去。每张椅子前有一张写上名字的卡片。他找到自己的那张，端详了好久，然后把它夹在指缝间，带着悲哀但是宽容的微笑走去拿给秘书看。
“不。”
“立陶宛！”
他又在桌子前弯下身，拿起钢笔，改正小卡片上他的名字的写法。他改时那么谦卑，仿佛在道歉似的，然后一句话不说走开了。
“这真的非常实用。可惜路德的改革只有你们那里知道。”
大厅里渐渐人多了，有许多法国昆虫学家，也有几名外国人，其中有一个捷克人，约六十来岁，据说是新制度的重要人物，可能还是部长或科学院院长，至少是属于这个科学院的研究员。不管是什么，光从猎奇心理而言，他是这次盛会中最有趣的人物（他代表了历史潮流的新时代）；可不是，他挺立在这个闲聊的人群中，高大，笨拙，非常孤单。刚才好一会儿，大家赶上来跟他握手，向他提了一些问题，但是没想到交谈很快结束了，最初四句话一来一往交换后，他们就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跟他说的。因为，归根结蒂没有共同的话题。法国人很快回头讨论自己的问题，他尝试听明白他们的话，不时插上一句“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后来，发觉没有人对“在我们国家恰恰相反”发生的事感兴趣，他也就走开了，脸上蒙了一层忧郁，这种忧郁既不苦涩也不悲哀，而是透彻，还带点迁就。
秘书看着他走开，身材高大，奇异地不匀称。她立刻感到满腔母爱。她想象一个颠倒的长音符号，化身为一只蝴蝶，环绕着学者飞舞，最后停落在他的一头白发上。
这中间，另一位昆虫学家在门边桌子前停下，让小姐在他的名字旁边打个叉，她看到捷克学者，对他说：“请稍等，希比基先生！”
“对。非常好！”
“立陶宛也用。现在您明白了吧，我们捷克人为什么对字母上的这些小符号那么自豪。（他带着微笑）我们什么都可以背叛，但是为了这些符号我们将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是约翰·胡斯的改革……”学者说，装着没有听到法国小姐的蠢话，“……不是完全没有人知道，另外有一个国家也在使用……您知道的，不是吗？”
捷克学者满怀慈父般的情意，弯下身对着名单找到了自己的名字，食指放在上面：切克赫里勃斯基。
“啊，索霍里比先生？”她说。
“请看，这不是好笑吗？”
“有是有了，但这是些普通的长音符号！他们忘记颠倒过来了！请看他们还把符号放到哪里去了！在E上面，在O上面！成了切沃里勃斯基！”
“简单？”
“不过，这里也没有写对，”学者说。他看到桌面上一支笔，拿起来在C与R两个字母上画了两个标记，类似颠倒的法语长音符号。
捷克学者朝他的椅子走去时，转过头，看到女秘书深受感动的笑容。他报以自己的微笑，一边走一边还向她笑了三笑。这是忧郁然而自豪的微笑。忧郁自豪：可以这样形容捷克学者。
“恰恰相反，这非常简单。”
这位先生做个宽宏大量的手势表示：小姐，不用担心，我不急。他耐心地等在桌子旁（又有两位昆虫学家也停了下来），谦卑得令人感动。当秘书终于空出身来，他指给她看那张小卡片。
“应该念切-克赫-里勃斯-基。”
秘书也盯住他的眼睛，跟着念：“切。”
“立陶宛，”秘书跟着说，在记忆中徒劳地搜索这个国家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秘书迅速对宾客名单看了一眼，捷克学者连忙解释：“如同您知道的，他是十四世纪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路德的先驱。神圣罗马帝国创立的第一所大学查理大学的教授，这都是您知道的。但是您不知道的是，约翰·胡斯同时也是文字改革家。他出色地简化了字体拼写方法。为了写出您刚才念的‘切’，你们国家不得不用三个字母t，c，h。德国人甚至要用四个字母t，s，c，h。多亏约翰·胡斯，我们只要用一个字母c，再在上面加上这个小符号。”
“我在想，”捷克学者愈来愈忧郁，“大家为什么老是忘记。这些颠倒的长音符号是那么有诗意！您不觉得吗？犹如空中翱翔的鸟！犹如展翅高飞的鸽子！（声音非常温柔）或许您也可以说是蝴蝶翩翩。”
秘书看看符号，又看看学者，叹口气：“这真复杂！”
“哦，是的，您说得没错！”秘书感到愤慨。
当其他人嘈杂地挤入这个带酒吧的大堂时，他走进空的大厅，里面四张长桌子排成方框形，在等待研讨会开幕。门边有一张放着宾客名单的小桌子，一个跟他一样无人理睬的小姐。他向她弯下身，报出自己的姓名。她请他把姓名又重复了两遍，第三遍她不敢再要求，就在她的那张名单上，茫无头绪地找一个跟她听到声音相近的名字。
“您知道约翰·胡斯吗？”
她看着，不大明白怎么回事：“但是，切尼比基先生，您要的这些符号不是有了吗！”
学者又一次对秘书的桌子弯下身，在名单的白边上写了一个很大的c，加上一个颠倒的法语长音符号：č；然后盯住她的眼睛，用清脆的声音念：“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