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经济性质的解职中，被解职的人是一个被动的角色，他的态度中没有值得欣赏的勇气。
以下是他传记中的纲要：俄国人一九六八年入侵后一年，他被开除出昆虫研究所，不得不当个建筑工人，直到一九八九年占领结束，也就是说差不多干了二十年。
好吧。这种情况下就要说一说，为什么经济原因造成的痛苦就不那么严重或不那么值得自豪呢。一个人冒犯了上司被解雇必须感到羞耻，而由于政治原因失去职位的人就有权利自我吹嘘吗？这是为什么？
他看到自己名字上的标音符号放得不对就感到忧郁这件事，大家可能会明白。但是又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
但是，数不清的人不停地卷入到数不清的政治冲突中，他们不也是能够登上了历史大舞台而自豪么？
我必须明确我的主题：捷克学者的自豪感，不是不论什么时刻，而恰是在打上聚光灯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才会有的。打上聚光灯的历史舞台称为全球历史时事。一九六八年布拉格，打着聚光灯，对着摄像机，是一件典型的全球历史时事，捷克学者很自豪，至今还感觉到额头上的吻。
因为他被逐出工作岗位，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政治原因。
我赶快确定最后一个细节：不是任何全球历史时事，而是被人称为大气魄的时事才会使捷克学者感动。当背景响起屠杀的枪炮声，当天空飞翔死亡天使，站在舞台焦点的那个人受苦受难，那样的时事才称得上绝对崇高：
这才是最终的定义：捷克学者自豪，是由于受到一件大气魄的全球性历史时事的恩宠。他知道这个恩宠使他跟大厅内所有的挪威人和丹麦人、所有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有所不同。
表面看来这很有道理，其实不。因为当俄国军队一九六八年在他的国内建立一个可憎的制度时，这名被逐出工作岗位的捷克学者并没有任何勇敢的举动。他是昆虫所一个部门的主任，他关心的只是苍蝇。有一天突然来了十几个知名的反制度人士，闯进他的办公室，要求给他们安排一个房间，他们要在里面开个半地下会议。他们是按照道德柔道规则行事的：不期而至，自行结合，小圈子里讨论。这次意料不到的对峙使学者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说“是”可能立即带来风险：他会前途不保，三个孩子会进不了大学。但是对这一小群早就嘲笑他胆小怕事的人说“不”，又没有足够的勇气。他最后还是表示同意，同时也看不起自己，自己是那么胆怯和软弱，不知道怎样才不受摆布。因而说得确切些，他被逐出工作岗位，孩子被勒令退学，其实是他的懦夫行为造成的。
既然如此，他又感到自豪，不是见鬼吗？
重大贸易谈判，列强首脑会议，这些都是重要的时事，聚光灯照着，摄像机开着，众人评论着；怎能不让那些演员感到同样的自豪呢？
时间相隔愈久，他对反对派的原始厌恶忘得愈多，也就习惯地把那声“是”看做是一种自由意志行为，是他对可憎的权力的个人反抗：因此他相信自己属于登上了历史大舞台的人物，这样一想不就感到自豪了么？
但是在美国、法国、西班牙、世界各地，不是也有成千上万的人长期失业吗？他们痛苦，但并不自豪。为什么捷克学者自豪，而他们就不自豪呢？
